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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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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4 13:12: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马力
一、过剩危机小循环
二、利润危机和后资本主义
三、第一次资本主义过程
四、后资本主义时期的货币基础  
五、资本的再次积累
六、资本再积累的主要方式
七、全球化的动机和结果
八、资本积累与亚洲金融危机
九、为什么“中国模式”
一、过剩危机小循环   
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周期性危机是大家熟悉的。马克思之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或理想共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和原因。例如出生法国贵族的圣西门伯爵就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一切地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的商品生产,进而引起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使人类资源和财富受到灾难性的浪费。法国富商的独生继承人傅立叶在商场上目睹资产阶级欺骗诡诈的卑鄙手段,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和罪恶。他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无限制的金钱竞争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总结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几个阶段和周期性,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过剩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必须解决这一基本矛盾之间的冲突。由于生产的社会性不可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就是公有化。这一结论与理想共产主义者为了平等而提出公有制的主张表面上看来是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的公有制主张来自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并把它从以前的理想上升为历史的必然。
如果对马克思治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处方深入进行技术分析的话,会发现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例如,稳定的社会化生产只能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化为什么能防止商品生产的过剩性危机。答:计划经济,即根据已知市场来计划生产,这样就不会产生多余的产品。这个完美计划必须假定市场是稳定的和无竞争的。这一假定只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有可能成立。比如说在西方国家封锁下的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用这样的计划经济来防止经济危机。但是当西方国家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之后,市场的范围扩大到非计划经济的国外,因此不再确定也不受某个国家的控制。一些国家还可能随时以政治干涉经济,用贸易壁垒破坏原先的市场秩序。这时,根据已知市场来控制生产的计划经济便失去了效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认为实行公有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实现。中国在西方国家解除封锁后实行改革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便不再,也不可能再实行毛泽东时代的全方位计划经济是理所当然的和自然而然的。没有必要将这种经济政策的改变看成是一种纯政治的决策。在西方封锁下的毛泽东时代,经济开放不是中国单方面就能决定的。把闭关自守的责任推到毛泽东一人头上是不公正的。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市场管理和资本控制日趋完善,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愈来愈有计划性。除了新产品的新市场无法确定外,传统产品的市场都已相对稳定。尤其是经过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投资和生产严重过剩爆发的大萧条后,一些主要的企业,包括跨国企业,都是根据现有订单来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资本家先是拼命生产拼命囤积,然后再拼命销售;卖不出去就拼命压价,直到亏本破产为止。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处于严格管理下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规范化的资本主义,简称规范资本主义。它可以表现为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现代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二战后,严重的过剩性危机在传统的制造业中愈来愈不常见,而主要发生在新兴领域和出口产业中。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2008年的房贷危机都是和新产品的市场不明有关的。而房贷危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过剩危机。危机因日益贫困的房主付不起利息造成,而不是因贷款过剩造成。以后还可能会有信用卡危机、苹果产品危机或平板电视过剩等,但不会是大面积的过剩性危机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也不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现象。而这种新兴市场的不确定造成的过剩性危机即便是计划经济也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上述讨论基本符合历史事实,那么稳定的社会化生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管理技术的提高来实现,而不一定非得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过程。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提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可通过减低生产社会性的去工业化过程来躲避过剩危机。这个结论十分重要。它有助于身处国际市场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单一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并面对着随时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时。同时,它责令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会专业的管理技术,用科学方法而不是政治手段提高生产的社会性和计划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联单一公有制的解体不是像西方国家理解的那种简单的冷战失败,而不过是重新面对平行市场饱和后的国际现实罢了。另一方面,使大家意识到单纯的过剩型危机并不能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放弃私有制,尤其是过剩危机还具有危机时间短和不治而愈的特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不同制度的国家间不一定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在竞争中不断逼近人类在有限星球上继续生存的极限时,为避免共同毁灭而有可能相互调整、妥协甚至合作。就像当年面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犯时被迫结成军事同盟那样,走上合作计划的道路,合理开发和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共享天然气候和卫生环境。
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避免危机的万全之计,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历史的终点呢?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这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二、利润危机和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毕竟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基本过程并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走过了自由资本主义、规范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这些主要阶段。空想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过剩型危机和因此预言的社会革命,是根据他们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无政府状态而作出的。今天,美欧国家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后资本主义阶段,包括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虽然空想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过剩型危机依然存在,并伴随着服务业的兴起走进了服务业,如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但曾经如大萧条那样给自由资本主义造成巨大打击的周期性过剩危机已不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威胁。美国的金融泡沫破裂后金融危机本身给银行带来的困境是暂时的。而目前的问题是产业衰退后的高失业率阻碍美国经济的复苏。而产业衰退实际上也是金融资本家扩大直接向消费者贷款造成房贷等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早期资本主义曾奇迹般地唤起过巨大的生产力,大大加快了创造社会财富的速度。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创造性劳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要资源。而这种劳动还可以通过动力机械和智能机械产生出远远超过人力的力量和精度。有形财富的创造过程归根到底是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掌握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不像过去农耕社会中的贵族或商人那样以继承天然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或通过高利贷和商业投机这种陈腐的方式成为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并能通过劳动、雇佣劳动或机械劳动更快更多地创造物质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于过去。这也是为什么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会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原因。
然而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曾使资本主义战胜贵族制度的具有强大创造力的制造业却逐渐退出了生产领域,社会生产正在向原始的手工服务回归,虽然采用了一些计算机和信息方面新的技术和方法。这种回归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并成为一种趋势,以致被许多经济学当成经济发展的新潮流。美国已有70%以上的产值由服务业创造。欧洲国家也许低些,但也都在50%以上。愈来愈多的新科技,正如平板电视和苹果手机系列那样,不是用以生产而是用以消费,因此不能发挥引领新产业的作用。除了少数高科技的产业外,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富又开始回到金融资本家和商人的口袋里,使旧贵族社会中高利贷和商业投机等远距劳动价值的牟利手段起死回生,重新成为快速致富的重要途径。曾经朝气蓬勃的工业化社会又回到了贵族社会。以致今天在西方国家,被资本家出卖的产业工人和其它牺牲者掀起了如“占领华尔街”那样的反对金融资本家的社会运动。
所有这一切不仅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也是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没有预计到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种回归?因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中隐藏着一个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市场和资源是无限的。而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同样隐含着一个假定:世界所具有的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奇怪的是,谁都没有将这些隐含的假设明确地表达出来。也许是因为过于明显因而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使许多人面对今天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或自以为明白,到头来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我们正视或挑明这个假设,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会面临一个可在经济学的利润公式中用数学方式证明的最基本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看似简单的矛盾能使以劳动价值为基础上的利润公式中的利润以两种方式,而不是一种方式,间断地或连续地趋近于零的极限。(见“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一文)。这种不同的归零方式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危机。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的盲目性,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生产中准周期发生的过剩型经济危机。这是一种间断地归零方式。这个间断性正是与生产的盲目性相对应的,是过剩型经济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马克思关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的总结。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生产的社会性靠先进的管理技术改进之后,这一矛盾和它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虽然仍旧存在,但不再是规范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危机。
在规范资本主义时代,产业资本家的生产重心不再是重复制造,而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或挖掘现有市场的潜力。每个重要企业都有强大的市场开发部门。在扩大市场方面,首先是向外侵略掠夺资源和推销产品。可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解决商品生产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当可占有的殖民地和国际市场瓜分完毕后,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市场扩张便致力于挖掘现有市场,包括国内市场的潜能。除了创新产品外,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美国最早的汽车制造商福特所采用的方法: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从而扩大现有人口的市场容量。具体地说就是增加工资和福利。工人收入增加后就会增加消费。为了防止工人因生病养老等后顾之忧而把钱存在银行里,资本家还须增加工人的福利。工资和福利增加后,工人的消费能力自然会提高,但资本家单位产品的利润会减少。单位利润的减少不总是可以通过增加销售来弥补,毕竟市场是有限的。为了保住利润,资本家只好提高产品价格。这就是规范资本主义时代的 “涨薪—涨价—再涨薪—再涨价” 这样一个螺旋规则。
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造成了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从而阻碍了企业盈利并最终影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这种神话是西方主流媒体最乐意传播的,也是迷信西方的人最愿意相信的。不幸的是这种以讹传讹的动人故事只是听起来有理,但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总统顺次为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他们中有哪一位真地是因对普通人民许诺更多的福利而当选的?一个也没有。相反,为了获得资本家的竞选赞助,他们在竞选时尽量避免伤及资本家利益的主张,而常常提出降低税率上限和某些企业补助等有利于资本家的口号。美国政府给普通人的福利从里根时代起就不断下降。大砍社会福利实行企业补贴的里根照样获得连任。而私人资本家也很少感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要求提高工人的福利。同西欧和北欧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福利差不多是最低的,且没有政府明确的法律要求私人企业保障产妇和失业工人的福利。
“涨薪—涨价—再涨薪—再涨价” 的螺旋规则迅速提高了西方国家的GDP和人均GDP。但高昂的物价为出口海外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困难。同时,产品价格不能无限上涨。当所有产品都涨价后,生产的原材料和服务开支也跟着水涨船高,使增加的销售额被成本的增加所抵消。这时利润不能再随着涨价而提高。这是产业利润的第二种归零方式—连续的归零。这种连续性说明消除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并不能最终保住产业利润。同时,海外的廉价产品会乘虚而入,争夺国内高价产品所占据的市场。这时,西方国家便鼓励个人贷款超前消费,从而产生依赖于贷款消费的过饱和经济。同时失去利润的制造业开始移到国外资源和劳力廉价的国家。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真实状况,可以称为产业利润危机,一种由产业利润连续性归零导致的不同于过剩型危机的工业危机。利润危机可以发生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因此在产业利润出现危机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海外产品来维持国内的消费,而本国大量的产业却在全球化的幌子下破产或外迁,大量工人失业而转向服务业,造成服务业的暂时繁荣。而由于银行向企业的贷款减少,便直接把贷款转向消费者,造成如房贷和保险业泡沫那样的金融泡沫。
产业衰落后的资本主义很像资本主义之前的贵族社会。快速致富主要靠高利贷、商业或金融投机来实现。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经济学不再是最受欢迎的主流经济理论。许多人依靠市场和规模都不大的所谓“中小企业”之类的服务业而生存。生产的社会性大大地削弱了,有些变成了面向数富人即新贵族的个人服务。由于失去了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工业化规模和生产的社会规模,这时的资本主义可叫作后资本主义。这里的后资本主义所强调的特征也许不同于其它作者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过剩型经济危机,但不能单独地用以直接诠译规范资本主义时期“涨薪—涨价—再涨薪—再涨价” 的螺旋规则和超前消费,也不能预见利润危机、危机下制造业衰落的后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等现象。以致许多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思想界会把这个螺旋规则造成的福利改善误认为是“民主”的结果,并把以服务业为主的后资本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所有这些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都可以用上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来说明。
  资本主义大循环
三、第一次资本主义过程
如果承认上面所说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就会发现,西方国家产业的衰退和后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牟取个人暴利的必然归宿。不同于过剩型经济危机,利润危机引起的资本主义衰退难以靠单纯的管理技术来避免,因为管理本身虽能提高生产的有序性,但不能无限扩大现有产品的市场。在无限扩张的私欲下,任何生产和产品,哪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核武器—都会超出市场的需求程度。解决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即无限生产和有限市场之间的矛盾,只有靠社会主义限制私欲的思想,也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思想专制。而不择手段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恰恰是资本主义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自由的真实涵义。离开了恶,就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成功。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第一个公然把“恶”写在立国大旗上的社会制度,只不过将其叫作“人权”和“自由”罢了。
除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外,人们无法从生产的效率、分配的合理和文化的进步等积极方面证明这一归宿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或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相反,由此造成的长时间经济衰退、破产、失业和贫困却正是一种倒退的典型表现。西方国家想方设法解决就业难题并梦寐以求再工业化的事实更说明了产业萧条的后资本主义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结局。后资本主义比以前的任何阶段都更接近于世袭的贵族社会,因为富有和财产以致靠财产获得的权力更依赖于继承。所不同的只是旧贵族社会靠世袭权力摄取财富,而后资本主义社会靠财富摄取权力。夫妻之间的角色更换了,但财权之间的联姻并没有改变。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世袭社会。美国甚至以减少遗产税来巩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世袭特征。于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西方资本主义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化、殖民化到去工业化构成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长周期。这个周期也可以用商品生产总利润的消长来描述。
从地球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只经历了第一个完整的周期。无限扩张的私欲和有限的地球决定了这一周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这第一个周期可以称为第一次资本主义过程。它大致包括这几个重要环节:原始资本积累、生产扩张、市场扩张、福利升级、利润危机和产业衰退。大体上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到市场扩张可以看作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残酷的剥削、掠夺、过剩型经济危机、工人运动以及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为特征。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向以企业垄断、国家干预和技术管理为特征的规范资本主义。其最后形式就是用螺旋法则抬升起来的福利资本主义。随后由于利润危机而进入了产业衰退和外迁的后资本主义阶段。
人类两百多年的第一次资本主义过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历史所创造的总和。根据物质和能量的不灭定理,以机械代替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所消耗的地球资源和能源更是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历史所消耗的总和。而以恶为动力的经济方式也同样创造了更多的人类灾难。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主义采用了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科学的”血汗工资制再到今天千倍之差的分配制度等各种剥削方式;发生过至少三次世界性战争和无数次局部战争;制造了百万、千万人的种族灭绝;使用过大规模破坏生命和环境的核能武器;毁灭了数不清的物种;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地转平衡和气候平衡。为了突破无限生产和有限市场这一基本矛盾的束缚,伴随着每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兴起的都是一场可怕的战争: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有称霸全球的第一次世界性战争—七年战争;法国资本主义兴起有争霸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德国资本主义兴起有重新争夺欧洲的普法战争;美国资本主义兴起有争夺太平洋通道的美西战争;接着是欧洲列强再次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和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工业和科学成就远远不能弥补所造成的灾难。这不只是因为无数消失的生命和物种不能起死回生,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熵增大的不可逆过程。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耗散体系。传统的农业社会和之前的地球主要把可重复利用的太阳能转化为物质和其它能量,并最终将太阳能以石化能源的方式储存起来。那种利用和储存外部能量的地球至少是一个能量和热熵守恒的系统,是一个“活着的”星球。太阳不仅为地球提供能量,而且输送负熵流,保证能量的有效性不被耗散,人类活动的可逆性不被破坏。这正是地球生物能够生存亿万年并不断进化的根本原因。而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恰恰相反,大量消耗地球亿万年来储存的有效能量,将其重新还原为无用的热能。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地提高地球的热熵,最终使地球进入热寂状态,变成一个死亡的星球。任何高级生命都不可能在已死的星球上继续生存。
人类和地球的这种自杀行为不会停滞,因为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将使任何落后者都成为被淘汰的牺牲品。虽然人类正在寻找再生能源,但一切再生能量归根到底来自能够到达地球的太阳能。而这部分太阳能早已满足不了人类的能量需求。今天即便最夸张的再生能源计划也不过是在几十年后替代百分之几的能量消耗。而其它替代能源,例如海水,仍然只是地球已有能源的一部分。而利用这些新能源本身就需首先消耗差不多的能量。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资本主义过程也许可以再次循环,但地球的生存条件不可循环。贪婪的资本主义的超期扩张加重了这种不可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次资本主义过程是人类一次失败的尝试。这种不可逆性决定了下一个资本主义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最初的资本主义过程,并给谋求资本主义再生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带来严谨的挑战,也给人类带来新的风险和灾难。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四、后资本主义时期的货币基础  
在产业衰退的后资本主义时代,失去了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服务对象的无烟产业蜕化成原始的个人服务。这样的服务业能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靠扩大出口和螺旋法则来自我繁衍以致繁荣呢?很难。首先个人服务不像实物产品那样可以包装出口。其次许多个人服务的需求受到经济以外的条件限制。人们可能会在涨了工资后多去几回餐馆和游乐园,但不会多去几次理发店、洗衣店、医院、法庭和殡仪馆等服务场所,也不会多买一份汽车保险、房屋保险或健康保险,或再回到小学、中学或大学重温年轻时代的寒窗岁月。对一些人来说多多益善的按摩和色情等享乐型服务又有很强的性别和年龄限制。尽管不少成年男性希望获得年轻女人的人体服务,并愿把增加的工资转手给心爱的女人,但很少女性会有同样的消费欲望。就是为她们提供免费服务,她们还要挑肥拣瘦。雇有大量年轻女按摩师的按摩院老板给从业者增加工资后,并不能有效增强上门求欢的人次,最多不过是增加老板本人为女性雇工免费服务或倒贴服务的机会。要使多数女性也能接受男性那样对性服务的需求,需要一场长期而深刻的文化变革。这不是服务业本身所能做到的。
大量企业外迁后,由于海外生产的成本减小和利润增加,银行业的工业贷款随之减少。这时银行不得不放松条件向消费者直接放款。为了减少风险分担责任,金融业千方百计设计出各种杠杆产品,放大贷款数额和保险数额牟得一时的暴利。也正由于工业衰退和失业增加,消费者无法通过转向服务业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以便长久支付高利贷利息,终于造成房贷危机使金融泡沫彻底破裂。这时就只剩下投机商业和销售服务业还在挣扎,利用进口商品的到岸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别大发横财。同样地好景不长,海外劳动工和原材料的涨价使进口商品跟着涨价。同时在多数人口收入下降的后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购买力也跟着下降。这就限制了进口商品零售价的上涨。其结果就是许多经营多年的零售商破产,商业利润不断减少。于是,企图靠服务业维持的后资本主义也快到了尽头。这便是西方国家目前的处境。难怪久违的社会动乱和大规模示威等活动又回到了原先令人艳羡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细心的读者会问道:既然后资本主义时代制造业凋敝,服务业荣景不长,西方国家的总产值和国际货币的地位是怎样维持的呢?总产值好说。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总产值与物价和人口同步增长,而减少的只是利润。故在总产值增加的同时,利润减小或亏损增大,经常帐和政府预算常常出现双赤字,生产靠借钱来维持。而原有货币的国际地位靠垄断和外部资源来支撑。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贸易和经常帐赤字后,黄金储备不足以弥补愈来愈大的赤字,于是只好放弃黄金美元的地位。这时美元变成了纯粹的纸币。虽然美国仍然是产业大国,但为了增加海外投资而过量发行的美元仍然会给美国带来恶性通胀的风险,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除了美国的生产能力外,美元的国际地位还要靠对国际市场定价方式的垄断和像美债和别国的石油那样的外部资源来补充支持。同样地,欧元也想像美元那样获得其它国家的石油等外部资源的支持。
西方国家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这种垄断权利和外部资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东产油大国伊拉克入侵另一个石油国家科威特时,不允许任何地区强权垄断石油资源的美国毅然出兵打败了伊拉克。欧盟趁此机会抛出欧元,并利用伊拉克与美国的之间的仇恨于2000年说服伊拉克允许用欧元购买石油。2002年伊拉克又宣布放弃美元储备。几个月后,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希望获得联合国许可入侵伊拉克。但美国的战争企图遭到了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的坚决反对。美国最后只得绕过联合国擅自攻打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一直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报复美国,展示欧洲也有捍卫欧元石油的决心和能力,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国家于2011年出兵北非的石油国家利比亚。法国巧妙地利用了美国迫切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的心理,忽悠美国于开战时用巡航导弹摧毁了利比亚的导弹防空力量。等美国醒悟过来撤出战争指挥后,利比亚已无力阻止北约的空袭。在北约的空中打击下,利比亚政府的反对派最终推翻了亲美的卡扎菲政权,恢复了伊斯兰的宗教统治。伊斯兰统治下的利比亚正在成为欧洲在阿拉伯地区用以对抗美国和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的桥头堡。现在伊朗也采用了多元货币的石油政策。美国以各种借口对这个民选国家实行制裁和威胁。最近以色列又威胁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朗,使法国总统情不自禁地对以色列总理恶言相向。美国和以色列最终会不会出兵伊朗同样取决于美元今后的地位和命运。
支撑美元的另一个重要的外部资源是美国政府和企业向海外发行的各种债券。美国用这些债券抵消了其它国家手中大量的美元,使这些美元不再对工业产品匮乏的美国造成通胀危胁。因此,美国债券相当于一种虚拟商品。它与实物商品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当美元贬值时,购买的实物商品会像房地产那样“增值”。所以实物商品有保值作用。而美国债券的最后价值却与美元一道贬损,起不到保值的作用。同时购买债券不会造成其它商品的通货膨胀。根据目前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国债券最多。而总量占第二、第三的日本和英国所持有的美国债券及其增减恐怕只是虚构的,用以诱惑中国与之竞争。因为购买债券如同购买股票和银行储蓄一样,债主、银行和券商有为投资者保密的义务。而美国政府一反常态不断定期公布这三个国家,也只是这三个国家的详细数目,而这些十分看重商业机密的国家也从来没有丝毫抱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这就像几年前美国经常莫明其妙地把航母开到油价并不便宜的中国来加油那样,以这种炫耀的方式诱使中国制造航母。等到中国航母快要试航时,便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动中国的南海邻国联合抗中。可以想象当美国认为美国债券这一美元支撑物的潜在变化会给美国带来风险的时候,美国同样会不择手段地阻止这种风险,并不惜动用强大的武力。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五、资本的再次积累
前面说过离开了大工业的服务业不可能持久地繁荣。曾使某些经济学家引以为傲的以服务业为主的西方经济正在无米之炊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并有可能导致欧盟等其它经济体的解体。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私有制的框架下拯救资本主义世界的良方还是工业化。他们把这叫作再工业化。
发展工业首先需要投资。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很早以前就有发达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之所以没有发展成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缺乏动力机械的加工技术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信仰限制了民间大规模不择手段的资本积累运动。同样是在十五世纪,同样是到达过非洲(有人认为还有美洲)海岸的中国明代宦官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为的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平的外交和外贸关系。几十年后的欧人哥伦布载着西班牙国旗和天主教教旗远航非洲和美洲则完全以掠夺为目的,从黄金到奴隶什么都要,所以在出发前就签订了分赃协定。因此第一次大规模资本主义过程首先发生在信仰扩张性宗教的国家并不奇怪。尤其是在宗教改革打破了旧宗教对贪欲的限制后,接踵而来的以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为主要手段的原始积累,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再工业化同样需要资金和资本积累。这种积累在意义上类似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只不过发生在新的工业化过程中,因此可以看成是资本的再次积累或再积累。虽然在西方国家仍然有不少留守本土的高利润产业并不缺少资金,这个再积累过程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再工业化要使各个领域大大小小的制造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面复兴,以便解决大量人口的再就业问题,同时为国家提供足够的税收,使之能够偿还在危机时期所增加的债务并恢复被削减的社会福利。这不是靠几个幸存的高科技产业的自我繁衍能够办到的。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开始出现顽固的贸易和经常帐赤字后,自觉或不自觉的资本再积累过程便逐步展开。它与通常的经济过程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少数人大量积累财富的同时,本国的工业生产继续衰退,失业率上升,因此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反而下降,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不断减少。换句话说,社会的分配不公和财富的两极分化持续加重。当制造业衰退,社会财富的总量不变时,使私有制社会有能力进行工业化投资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多数人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并由此产生最初的有投资能力的资本家。因此资本的再积累过程不是正常的生产过程,而是财富的再分配过程。这种快速恶化的两极分化与自由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代十分相似。正是这个原因,本文把目前西方国家后资本主义时期加速两极分化的过程称之为资本的再次积累。
以美国为例,正当“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美各地風起雲湧之際,美国國會預算處(CBO)于2011年10月25日公布的報告指出: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家庭稅後收入經通涨調整後成長了275%,即在過去30年中增加了将近三倍。与此同时,全國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其家庭所得增长了僅18%。其餘五分之三人口,其家庭所得增加不及40%。該報告还指出,最富的的五分之一人口于2007年稅後家庭所得占全民總所得的53%,比1979年的43%增加了6%。換言之,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家庭所得超過其他五分之四家庭。其中位于顶部的1%人口稅後家庭所得占全民所得的比率,由1979年的8%增加到2007年的17%,增幅超過一倍。这说明美国人越是富有,财富的增长速度越快。
贫富分化加重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正在下滑。美国史丹佛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美国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社区在过去40年急遽减少。居住于中产阶级地区的人口比例由1970年的65%下降至44%。这份调查由罗素圣者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和布朗大学共同发表。研究人员依据全美117个都会地区资料进行调查,每个地区都有超过50万居民。2007年,有1.97亿美国民众居住在这些地区,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另一份报告说,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悲观失望;至少四分之一的中产阶级表示要到80岁才会退休。这个年龄比美国人平均寿命还多两岁。富国银行(Wells Fargo)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退休所需的储蓄目标,中产阶级仅存到7%。1500名20到80岁的受访者的退休储蓄中数只有2万5000美元,而他们的退休储蓄目标中数是35万美元。30%约60多岁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退休储蓄不到2万5000美元。也正因如此,他们并不急于辞去工作。即使计划退休者也表示,他们退休后还将继续工作。75%受访的中产阶级表示,他们退休后预期将继续工作。其中39%表示,他们将维持工作以购卖所需的物质和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这种两极分化的局势愈演愈烈。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美国社会保障局对上报税务局的W-2表进行了统计后发现,50%的美国员工去年的收入低于26,364美元。年薪低于20万美元的美国人,即99%的美国人,去年收入整体减少45亿美元。而美国金字塔顶端1%富人2010年的收入从2009年的1,909,874美元上升至2,196,124美元,他们的集体收入更是大幅上涨,涨幅约为1200亿美元。每年收入至少百万美元的美国人上报的薪金收入总额为2240亿美元,比2009年上升了22%。
西方国家所谓的藏富于民不过是藏富于少数富人罢了。这个“民”与“民主”的“民”是一个意思,就是少数富有之民。盖洛普民调机构最近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的人从2008年的9%上升为2011年的19%;而中国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的人从2008年的16%下降为2011年的6%。这个调查还发现,过去一年,美国难以负担房屋费用的人从2008年的5%增加到11%;而中国难以负担房屋费用的人从2008年的21%下降为16%。另外,衡量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盖洛普“基本普及指数”(Basic Access Index)显示,9月美国的基本普及指数是81.4,比经济衰退的2009年2月和3月时的81.5还低,显示美国人自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后,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状况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自2月后继续下降。另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美国人现在缺乏食品和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数甚至高于大衰退高峰期时的人数。人口普查局则指出,目前有創紀錄的49%美國人(總數大約1億4700萬人)家裡領取至少一種政府福利。光是領糧食券的人過去五年就增加了72%,達到創紀錄的4530萬人,今年這種花費預計將達到800億元,比大多數聯邦部會的預算還多。
2010年秋,共和党以增加就业为名赢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但是与以往的政客一样,共和党人并没有兑现竞选时的承诺。现在他们不仅没有使美国增加就业人数,反而极力杯葛奥巴马的就业方案,仍然热衷于给大公司减税,继续执行布什给收入在百万以上人士的特别优惠税法。与此同时,美国的非金融类企业座拥2万亿现金,等待着新的投资机会。它们或者投资国外,或者投资股市,以便获得更多的回报,而不愿用来为解救当前的危机创造就业机会。美国人民还需要忍受漫长的寒冬,直到为生存所迫,不得不接受最低的报酬时,才有可能回到工人队伍。这正好说明了资本再积累的自私和残酷本质。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六、资本再积累的主要方式
历史上,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准备的原始积累曾导致两种必然的和必要的结果:一是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二是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牲口等生产资料并不得不为生活而廉价出卖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第一批无产者。今天,资本的再次积累同样如此:以拉大两极分化的手段再造新的无产者和奴役关系。目前美国第一批靠食物券和救济生存的无产者已经产生,其人口数量正在形成一个阶级。但是,这首批无产者主要是教育程度不高的新移民。他们不能为新生企业提供争取盈利而必要的技术和能力。因此,资本再积累的过程还将继续,直到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成年人沦为出卖劳力的无产者。
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资本的再次积累同样依靠三种最基本的方式:高利贷、奴役和掠夺。只不过在人类文明进化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了两百多年后,各种方式的实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手段。
高利贷:今天西方国家的银行业远比两百年前发达,贷款也更加容易。但在盲目的工业贷款造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后,西方国家汲取了教训,制订了许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滥用高利贷造成银行和借款者的损失。这使得正常的工业贷款或需财产抵押,或需已有的盈利产业作保障,因此很难使需要大量投资的新兴企业能籍此东山再起。更重要的是,合理的贷款不能造成资本积累的第二个效应,即同时产生大量的贫困人口。由此可见,同资本的再次积累相关的贷款方式必然与高风险结合在一起,一面迅速产生资本投机的暴发户,一面使另一部分人迅速破产沦为无产者。
于是在工业衰退的后资本主义时代,银行开始千方百计地绕过各种限制,将高利贷的主要对象转向消费者。西方国家信用卡的利息可以高达百分之二三十。而房贷则经常从诱人的低利率开始,然后利息逐年上升。2008年美国的房贷危机就是因大量房主还不起不断高涨的高利贷造成的。当年就平均而言,美国的房贷利率并不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高。但因为后资本主义时代人民持续贫困,承受高利贷的能力逐年下降。同时因为房价翻倍上涨,底层人民的工资却没有增加多少,房主所付的利息总数和占收入的比重比过去增加了。虽然有人预见并警告有发生房贷危机的可能,华尔街却置若罔闻。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失去住房并破产,更加重了贫困。不少中小银行也遭受牵连破产倒闭。但处于金字塔顶尖上的华尔街金融资本家早就通过各种杠杆把风险转移到直接贷款的金融机构,因而能在危机中丢车保帅完身而退。(倒闭的投资(机)银行贝尔斯通不是因房贷损失而破产)
普通人的贷款机会曾被西方国家标榜为机会平等的证明之一。但是在资本的再积累过程中,贷款的结果却使少数人获得暴利,更多的人失去抵押财产而破产。不负责任或暗包藏祸心的贷款政策使所谓的机会变成了真正的陷阱。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希望政府立法加强对华尔街的约束和管制,以致形成今天“占领华尔街”的全国运动。然而美国的金融大亨和右翼政客们依然我行我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危险的政策实际上是损人利己的苦肉计,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是资本的再次积累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以便产下他们所期盼的再工业化的新生儿。因此他们嘲笑“占领华尔街”的人们不过是无能的失败者,无权嫉妒因事业成功而致富的人。他们错了吗?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下,他们又何错之有?所以三个多月后的今天,美国国会仍然没有把“占领华尔街”的民意诉求列入议事日程,而是任由各地警察扫荡清场。据报导目前已有4000多人遭到逮捕。
以外国为对象的高利贷通常叫作投资或资本输出。这种高利贷常常以援助的名义发行,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利滚利的旋涡中债台高筑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靠廉价出卖国家资源来抵债。这是许多曾经推行西式民主的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依然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在后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纷纷降低税率上限,使有钱人可以向国外输出更多的资本,增加投资收入。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税收减少,只好削减普通人民的社会福利。因此在少数投资者赚钱增加的同时,普通人民的生活条件却在下降。
奴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而不是人,是分配的主要依据,即论资行赏按资分红。只有当资本获得足够利润之后,人的能力、知识、技术、经验、体力和情色在分配上中的作用才会得到考虑。而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又依赖于资本。总之没有资本的人和劳动总是处在分配的最低端。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权高于人权。因此这些国家所谓的人权至上的吹嘘只是谎言而已。在美国独立后的两百多年里,南方诸州有五分之二的时间是实行奴隶制,北方亦有契约奴。废除奴隶制后,奴隶变成了奴工。中国“苦力”和“血汗工资制”便说明了当时美国劳动者的地位。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在劳动者的斗争中不断提高。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的高峰期,资本家需要靠增加消费来扩大市场时,甚至会主动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资产阶级的学者利用福利资本主义短暂的返照期大肆炒作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出生于这个泡沫时代的人们也对此深信不疑,并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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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se two charts illustrate, the 21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a loss of purchasing power for most households (other than retirees living off Social Security). The reason is a combination of reduced nominal incomes and the impact of inflation. In fact, the average income for U.S. households in their peak earning years has fallen over 13 percent in real term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可惜好景不长。二战后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福利资本主义便悄悄开始衰退。《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百分之十三(见上图)。同时财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美國最富人口財產迅速成長的原因包括大公司高級主管超高的薪資。这些主管的年薪可以高达几千万美元,甚至几亿美元,是普通人年薪的几千倍。美国 《富比世(Forbes)》杂志公布的美国25个最高薪执行长(CEO)名单显示,全球最大药品及保健资讯科技经销商 McKessson执行长哈莫葛伦(John Hammergren)今年的薪酬1亿3100万元,排名第一。服饰公司Polo执行长劳伦(Ralph Lauren)以年薪6670万元拿下第二名。信讬公司Vornado Realty执行长法奇特利(Michael Fascitelli)年薪6440万元,位居第三,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执行长艾格(Bob Iger)则以5330万元排名第四。(另有报导说甲骨文联席总裁马克·赫德(Mark Hurd) 及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薪酬总额分别为7840万美元和7760万美元;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的总薪酬为5910万美元。) 美国《世界日报》的报导說,美国薪酬最高的前十位执行长的年薪,足够支付一万八千三百三十位普通美国雇员的薪水。2008年美国普通雇员的平均年薪为33,000美元。而被称为“精英阶层”的人士的平均年薪则达38万美元。当美国低迷的经济持续打击低层劳工时,金字塔顶端0.0001%的人却越来越富有,资本再次积累的脚步也在加快。根据国际企业管理评鑑公司(Governance Metrics International)调查,今年美国大公司执行长的薪酬大幅增加,平均比去年高28%,其中报酬排名前25%者薪水几乎增加一倍,现金分红更是经济衰退前三倍。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在裁减工人的同时,或者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或者降低工人的报酬。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工人负担不断加重,而工资却没有增加。例如美国劳工部2011年3月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10年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2009年增加3.9%。劳工部的数据还显示,按年率计算的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在2010年第四季度环比上升2.6%,其中第四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雇员的工作量按年率计算增加了4.0%,而工作时长增加了1.4%。利润危机不同于过剩危机,因为没有大量产品过剩,因此企业不会减产,只会设法减少成本,包括延长工时和降低工资。也正是因为没有严重的产品过剩,故没有严重的通货紧缩。但为了挽回利润,美国有意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以人为的通货膨胀来提高商品价格提升利润。这就相当于给工人减薪,加重了对工人的奴役和工人的相对贫困。以致在就业市场如此不景气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忍受不了日益苛刻的工作状况,以主动高调的辞职来表示抗议。最近,互联网正在流传一段美国23岁的小伙子德弗兰西斯克请来乐队敲锣打鼓演奏塞尔维亚民歌高调辞职的视频。据报导,越来越多的僱员用高调辞职的方式表达对僱主的不满,其中有快餐店职员、记者、销售人员、甚至还有科技公司的执行长。美国的CareerBuilder在2011年夏末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0%的僱员认为过去6个月工作压力增加了。20%的人感到精疲力竭。逾半数的僱员表示他们的责任比2007年经济衰退开始时要大。70%表示他们没有为增加的工作量获得加薪补偿。
同西方国家海外企业中普通工人的收入相比,资本家与他们的差距就更大了,以致外资企业中经常出现工人自杀、罢工和各种劳资纠纷。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资本再次积累的一种新方式罢了。它同样可以造成或加速本国人民因大面积失业而陷入贫困和绝望的境地。这种变相的掠夺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海外赤裸裸的奴役和掠夺在本质上差不多,只是在形式上文明一点而已。不错,全球化能够加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这同样是以过度牺牲资源、环境、传统道德、内在世界和人类寿命(不是个人寿命)为代价的,是在虎视眈眈的强国环伺中为求生存别无选择的饮鸩止渴之道。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冷战失败者的俄国正在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力图在保持原有主权、资源、福利和环境的基础上稳步进入西方市场和阵地,因此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笑到最后的幸运者。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六、资本再积累的主要方式
掠夺:比起资本的原始积累,今天再工业化因生产的科技含量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使所需资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大大提高。而经济的发展和习惯的改变也使人们不断提升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尤其是西方国家自欺欺人的民主游戏和泡沫政治加大了人民对莫须有民主的不实幻想。两百年前,美国可以靠残酷的奴隶制和对原住民的掠夺进行原始积累。今天已无这样的可能和条件。因此,西方国家现行的高利贷和奴役的苦肉计充满着社会和政治风险,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暴乱此起彼伏。欧洲国家为了冷战而建立起来的欧洲共同体在自以为是的冷战胜利后进一步发展成欧洲联盟(欧盟)。如今的欧盟已在事实上处于分裂的状态,并面临着形式上解体的危险。这将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失败。即便不考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的惨败和毁灭,冷战时期英联(邦)的解体所失去的部分就超过了后来苏联的解体。只是被资产阶级严密控制的西方媒体为了欺骗世人,有意掩盖了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冷战和热战中的双重失败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并非源于一日之寒,而是一种冷战后遗症,是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军备和制度优越性的结果。在二战后开始的冷战中,美国联邦政府只有三年没有赤字。
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更大的失败,西方国家不得不在国内的苦肉计外,起用老殖民主义者的掠夺伎俩来进行资本的再次积累。本世纪的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就是美欧国家争夺金融石油,巩固其在后资本主义时期随工业生产日益衰落的货币地位。这样的战争还可能会蔓延到叙利亚和伊朗等其它石油国家。同资本主义鼎盛时期为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潜在市场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相比,这些新殖民主义战争更具有直接和迫切的经济目的。在陆地资源瓜分完毕后,美国和其军事力量又迅速转向富含石油资源的南海,鼓吹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如果说第一次资本主义过程主要是瓜分大陆殖民地,那么新的资本主义过程将进一步瓜分海洋资源包括极地资源。目前不断听到法国重返非洲和美国重返亚洲的声音。这所谓的“重返”正是循环的一个部分,隐含着西方国家在非洲和亚洲重蹈上世纪覆辙的暗示和命运。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积极配合,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吓唬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源、主权、金融和市场。在先发制人的口号下用上千枚核导弹对准中国的同时,一再要求中国公布核武秘密,以便能够一次摧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为了私利不惜毁灭人类的本性。所以不管国内人民多么困难,美国的右翼政客宁可顶着民怨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也不愿削减军费,甚至鼓吹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扩大军备竞赛更新核武库,把地球置于核冒险之上。
除了豪夺外,当代掠夺更要靠巧取。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于2005年开始破灭后,许多人便把投资目标从房地产转向股市。美国股市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长期熊市中逐渐收复了失地,道琼指数重回历史的最高点。然而逃出了狼窝却落入了虎口。在房地产崩盘的影响下,美国的利润危机造成的总体衰退实际上自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第四季度就已开始。但为了稳住几乎已经陷入绝境的股民,美国隐瞒了经济衰退的事实整整一年直到股市安然着陆。在此期间,美国政府甚至罕见地发布禁止卖空的指令,公然以行政命令干涉市场。在虚假的经济数据的误导下,许多股民,甚至包括一些投资银行,来不及从股市撤资就遭到灭顶之灾,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于2008年提前爆发。一些银行,如贝尔斯通,也因投资失败而破产。对多数银行来说,损失的只是泡沫。而对可怜的股民来说,损失的是用以居住、生活和养老的财产。许多人都在问:在危机中消失的财富究竟到了谁的手里?这些真实的财富不会蒸发只会转移。没有人会告诉你事实真相,因为由资本家制定的法律以保护商业机密的名义保护这种掠夺性的敛财手段。外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华尔街每年令人咋舌的巨额分红,和在无数股民破产的同时少数人暴富的抽象数据。
利用国际货币的贬值来套取财富早已是老生常谈。但这一手段至今依然屡试不爽,因为西方国家垄断了国际货币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于这种货币进行贸易和投资。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刚刚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国家曾经是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条约后美元疯狂贬值的最大牺牲品。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为了解救当时的经济危机,又拼命开动印钞机投资亚洲国家,在这些国家制造了一个个巨大的房市、股市、产业和汇率泡沫。正当亚洲国家陶醉在经济快速繁荣的泡泡中时,美国投资者悄然迅速地撤资造成了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亚洲国家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当时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开放,躲过了这场危机。今天,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如法炮制,用“投资”和热钱抬高中国的物价和房价,并强迫人民币快速升值。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在撤资重建本土工业时大赚一把。这些国家明白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再工业化的需要,从中国大规模撤资是早晚的事。而中国目前全力压制房产泡沫拒绝快速升值是自我保护的明智之举,及时将以投机为目的的外资热钱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中国的股市、房市和汇市,以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西方国家眼见再次掠夺的希望落空和货币战争的失败,正恼羞成怒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甚至用空海一体战等军事威胁迫使中国就范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今天的西方国家急于向别国推行西式民主。西式民主制是一种责任与财产完全脱节的制度。国家政府不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因此是一个寄生于纳税人的皮包政府。这样的寄生政府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一个有名无实空洞的国家效劳,而只能听命于纳税人。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财产高度分散于许许多多相差无几的、缺乏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人手中。这些国家推行西式民主后必定缺乏强大的资产阶级专制和坚强统一的国家意志,也缺乏坚固稳定和齐心协力的经济支柱。只有在产业、科技和管理发达,并存在一定数量强大的资本集团和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国家里(甚至是奴隶制的国家),国家权力才有可能被纳税的主要成员,即强大的资本集团全面控制,形成统一而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西式民主国家必须是地区强国,或有强国支持或与睦邻相处;而处于强国周围的弱国在推行西式民主后往往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军政基地。在强国环伺下的弱国要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资源,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政治手段强化国家意志,实行维护多数人利益的中央集权。于是,总想占有海外资源的西方国家最害怕和痛恨所谓的集权国家。
百年前,西方国家常以教化野蛮国家为借口直接用炮舰来征服这些集权国家,轰开这些国家的国门。这是典型的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方式。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日益觉醒和壮大,使西方国家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得不偿失。于是,西方国家不得不采用和平手段瓦解集权国家的统治。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极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西式民主,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意志和集权统治。然后各个击破,逐步收买失去国家保护的各种资源,使落后国家成为自己的经济殖民地或军政基地。这就是当代新殖民主义的侵占方式或掠夺方式。难怪西方国家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鼓吹三百年殖民地的刘小波,而不会白给任何存有主权观念的其它民运领袖,哪怕他们的影响和作用更大。然而和平颠覆不总能奏效,因此常常辅之以军事手段。最近西方国家以支持民主为名发动了造成百万人伤亡的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然后控制这些国家的石油产地正是这种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典范。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模式正在被迅速推广,成为资本再次积累的重要方式。
资本再积累的巧取豪夺可谓无奇不有。从夸大威胁兜售军火到天价拍卖维多利亚女王的内裤;从设法收敛海外资产税和移民投资到骗取海外学生的学费和幻想用停止军事台湾换取中国的美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到目前为止,资本的再次积累和再工业化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中国强力压制房市泡沫并拒绝操纵人民币使其快速升值,有力地打击了西方国家海外掠夺的美梦,迫使西方投机商提前从中国撤资。这些撤回的资金本想复兴本国的工业,却反而造成本土新一轮通货膨胀。美国最近的食品、服装和日用品价格猛增就是这一结果的反映。当然美国的物价指数永远是百分之零点几或百分之几的通胀率,不会如实报告这一事实真相。而欧盟国家近几年来靠加大投资来扩大现有工业规模的努力收效甚微,非但没有带来制造业的繁荣加强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反而使原先只受美国金融危机边缘影响的欧盟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更大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见,资本再积累的阵痛不仅不能避免,而且还将继续,并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乱。以此加大的两极分化与西方泡沫政治之间的冲突也将愈演愈烈,最终会使“民主”“人权”的政治泡沫随经济泡沫的破裂而破裂。资本的再积累,尤其是它的第二效应,也将愈来愈依赖于更赤裸的手段和残酷的战争来完成。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七、全球化的动机和结果
本文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二重循环只是一种假说。一定有人不同意资本主义过程的循环特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这次危机,将会制定出更完美的法律政策,使之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至于是什么阶段,或有哪些新的特征,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描述出来,而只是笼统地称之为第四代资本主义。前三代资本主义分别是十九世纪初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资本主义,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资本主义。这里的福利资本主义属于本文开头所说的规范资本主义;而货币资本主义是去工业化后的后资本主义时期金融业短暂繁荣的一个特征。有人说那将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以发达的信息技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新的资本主义时代。总之,资本主义不会回到过去。历史上的一切资本主义罪恶,如掠夺、奴役和战争等,都将进入历史的垃圾箱。
人类真有这么幸运,苦尽甘来了吗?
今天主导西方思想界的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主观唯心史观就是把社会发展看成是精英思想的产物。简单的说就是动机决定结果。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美国的先知先圣精心设计的结果;其它国家没有美式民主,是因为缺乏美式先贤,因此这些国家需要向美国学习以便实现美国的制度,获得美国的经济成就。在西学东渐的当代世界,很少有人会对上述逻辑发生疑问。然而没人怀疑不等于没有问题。例如:如果当初独立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不是处在人烟稀少的北美,而是在列强包围中的欧洲心脏地区,或如果独立后的北美有与当时欧洲发达国家相同的人口密度,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和经济发展,在相同的宪法下,还会是如此简单吗?
几百年来,唯心主义者没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提出和解答这样的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智力范围,也超出了他们从动机到结果的单向思维轨迹。他们只会说历史不能假设,因此假设历史没有意义。那么,迫使美国对政治制度作出重大改变的南北战争和黑人运动等也是美国精英们预先设计的吗?导致美国今天不得不道歉的种种历史事件也是预先设计的吗?如果是,这些道歉还应包括对这些设计思想的道歉,否则就事论事的道歉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问题再问下去就更出格了。比如说:这些就事论事的道歉也是美国精英们预先设计的吗?如果是,这样的道歉不是太虚伪了吗?这时,连最顽固的唯心主义动机决定论者也得支吾其词,准备但书了。这些问题只有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才能回答,因为辨证唯物史观不仅考虑影响社会发展的动机,而且考虑这些动机成功或失败的外部条件,必要的和充分的。由于外部条件的作用,历史演进的结果不总是与主观动机相吻合。
如果把个人、企业等社会单位看成是一个个分子,包含这些分子的社会就是一个广义的热力学体系。与经典热力学系统不同的是,人类社会还包括影响分子自由度(运动的方向和速度)的财产、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生产水平、科学技术、私人暴力和国家机器等因素。唯心主义者继承了机械力学的传统,把国家和社会变化看成是少数精英分子主观意志的结果,因为这些意志可以制定影响分子自由度的政治制度,并使其达到最佳运行效果。因此,它们总想通过操纵影响分子自由度的各种因素来建立某种主观秩序,并把这种秩序推向全球,把本国的国家机器变成全球机器。而当代唯物主义者认为在这个系统中,不是所有影响分子自由度的因素都可以任意改变或组合,例如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宗教信仰和传统习惯等;社会的整体行为是所有分子在这些条件下运动的统计结果。这样的结果不能任意改变,正是因为不是所有影响分子自由度的外部条件都可以任意改变。但人们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了解在不同自由度下各种结果发生的或然率,并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通过改变分子的自由度来影响这些或然率。
在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和政客,包括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不能预见和理解眼下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和其本质,并仍然把它说成是一种金融危机,即便美国的经济衰退至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发生。他们一次次地预言这一危机很快就会过去,因为长期的经济危机不是他们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允许的,因此是不应该发生的。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了扩大政府投资等计划来刺激经济,并寄望于贸易壁垒来扭转贸易赤字。其结果适得其反。在利润危机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扩大投资不能扩大利润,反而导致了目前的债务危机。同时,阻碍了进口却不能扩大工业出口,反而造成国内进口产品的物价上涨。这说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不是总能通过人为的政策来改变。动机的成功依赖于客观条件,否则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在制造业的利润减少或消失后,西方国家把低利润产业移到劳动力和资源廉价的国家,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们把这个过程以及伴随的资本输出和资产投机称之为经济全球化。从主观设计的角度来讲,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不包括专利技术的输出)来享受廉价商品,进而把获得的利润用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提高国内的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如期而遇。如果没有,就一定是其它国家的不合作和破坏造成的。于是今天,西方国家忙着反倾销、反补贴,并且强迫别国提高该国的汇率。这就奇怪了。产业外迁不就是图海外的产品便宜吗?怎么反对起别人倾销、补贴和压制汇率来了?这一前后矛盾的做法证明了全球化的主观设计事与愿违。更别提原先设想的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繁荣就像水中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而由此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却引爆了房贷危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高科技发展和服务业繁荣以及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力所需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不是召之即来的。违背了客观规律的主观愿望不能不遭到失败。即便今天西方国家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就算是到了发达的信息时代了吗?这个发达的信息技术又如何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须的食物、衣服和住房,制造旅行和运输工具呢?用来炒股炒汇大概没有问题。可这就是未来新的生产方式吗?如果国内的经济繁荣仍然离不开传统工业的复兴,全球化的客观作用就只是相当于西方工业国家资本再次积累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上的结果远远背离了全球化的初衷。由此造成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可能引发局地战争和世界战争。更糟糕的是,由资本的再次积累到再工业化将无情地粉碎西方学者所预言和期盼的资本主义新阶段,或第二版资本主义或第四代资本主义,之类的幻想,使人类再次回到以往的资本主义过程,甚至重演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种种罪恶和灾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西方国家鼓吹的全球化看成是一种资本再积累的新方式。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八、资本积累与亚洲金融危机
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主流经济学都是从正面意义上来定义经济全球化的。例如,维基百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跨国、跨地区的流动;这种流动把全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国在这一大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然而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加速以来,首先在全球化的主要地区东南亚,南美和俄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甚至使以前因地缘政治的需要而被西方有意扶植起来的新兴亚洲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或停滞的境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到翌年年底为止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上世纪西方国家通过掠夺性投资和投机压垮远东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掠夺过程从八十年代全球化加速时就已开始。最早受到伤害和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恰恰是全球化之前就开始加速发展的国家。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看,东亚发达最早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日本有着最大的油水,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了全球化在亚洲掠夺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和第一个牺牲品。而在全球化中起步较晚的国家反而因贫得福累及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因为地处中苏交界地区,非但没有因其战争罪行受到限制,反而因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冷战的需要而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大力扶持。在西方国家对其开放资金、技术、原材料和市场的优越条件下,日本战后经济迅速恢复。除了受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機影响的几年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日本国内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获得近两位数的高速发展。日本的GDP早在1968年就超過西德稳定地维持着世界老二的地位。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热战中连连失败的美国因与苏联进行制度和军备竞赛而渐渐进入了利润危机的境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外贸和经常帐赤字后,美国已无力支撑黄金美元体系。成为纸币的美元通过大肆贬值转嫁危机使美国经济避免了崩溃般的灾难。随后的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产业的外迁和外包,使美国进入了制造业萧条的后资本主义时代。
伴随着产业外迁和外包的全球化过程,金融投机和资本掠夺也来到了东亚国家。首先被美国瞄准的待宰羔羊就是已经养肥了的日本。1985年9月,陷入经济泥潭的美国为了摆脱愈来愈大的贸易赤字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与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达成“广场协议”,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此后,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迅速上升,仅一年就提高了30%以上。这时以美国国债和外汇构成的日本资产发生账面亏损,从而允许大量的美元纸币涌进日本填补亏损。大量的资本同时冲向日本的企业、股市、房市和汇市,导致股票价格和地产价格大幅攀升,汇率也继续上杨。据说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可以购买整个美国的国土。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形成了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的泡沫经济。那时的日本富得令人羡慕。暴富的日本人买下了包括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在内的许多外国资产。
只是好景不长。急于模仿欧美生活方式的日本很快在经济泡沫中步欧美后尘走到了利润危机的边缘。但是被热钱和投资鼓涨起来的经济泡沫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而对西方的迷信也使人放松了对资本投机的警惕性。正当人们忙着数钱并急于为繁荣盛世寻找命名以便青史留名的时候,赚足了的外资便开始悄悄撤离日本。从1990起,日本的資産價格急劇下跌,大量家庭的房地产从财富变成了债务。日本經濟从此長期低迷因而被说成是“失去的十年”。曾被日本三菱集團于1989年以2200億日圓的天價買下的洛克菲勒中心在仅隔几年后的1995年就因營運公司破產而遭到贱卖。在接下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又受到进一步打击,使不景气的日本经济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本的悲剧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尝到了全球化的巨大甜头,更加快了它们全球化的步伐。同时亚洲其他国家因为日本的浮动汇率容易被炒家和政治压力抬高的教训变得谨慎起来。不少国家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实行联系汇率,将本国的货币与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元挂钩,以防富可敌国的外国抄家们利用汇率波动获取金融暴利。然而无孔不入的合法大盗们这时便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固定汇率不能连续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开放但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大肆卖空该国的货币。由于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受害国不得不在最后一刻使本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这时等待着收割的江洋大盗们两眼放光开闸放水,廉价买回所欠该国的货币,使该国损失惨重。这就是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阻击泰国货币泰铢大发横财的手法。在泰铢遭到量子基金不断估空的情况下泰国的外汇储存难以支撑,终于在1997年7月2日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就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顿时鸡飞狗跳哀鸿遍野。
泰銖崩溃后,国际金融大鳄又接着转战菲律賓比索、印尼盾、馬來西亚令吉等。其冲击波迅速影响到新加坡、老挝和台湾。1997年10月,得意忘形的國際炒家挑战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香港恒生指數于23日一天中大跌1211點。28日又下跌1622點,跌破9000點大關。由于大陆政府及时抢救向香港股市大量注资,使恒生指數重上萬點大關。11月始,宏觀對沖基金在匯市、股市和期市全方位發動對港元长达十个月惊心动魄的立體攻擊。即重演在泰国的故伎大量沽空港元換取美元,并賣空期貨拋空港股。由于大量借贷港元来抛售会导致利率急升和股市下跌,炒家们便希望在股市和期市平仓獲利。为了切断炒家的港币来源从而保住汇市,香港特區政府把息率大幅調高,隔夜拆息一度高達300%;同时動用1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購入港股托平股市,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抵抗下,索罗斯的几次進攻均未摧毀港元,反而在香港战场直接损失超过2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150亿美元。
然而東亞的韓國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11月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历史最低点的1008比1。于是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控制危機。但不到一个月,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比1。金融危机使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的4家破产。韓元危機又波及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使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一系列日本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倒闭。从1997年7月到1998年3月。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暴跌10%~70%。受打击最大的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和企业超过万家,270万人口失业。印尼的失业人数更高达2000万。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和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由于亚洲新兴国家对金融强盗没有真正的防备,那些表面上合法的投机行为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掠夺。没有抵抗的掠夺甚至称不上是货币战争。
这些掠夺通常不是国家和政府所为,而是不受约束的私人行为。这生动地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弱肉强食和市场暴力的自由。因此自由市场从来就是强者的口号,用以解除弱者的团结和自卫,任其自由地为所欲为。上面的例子揭示了国际货币发行国发动货币战争和金融突袭最常用的两种模式:泰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中国以前实行联系汇率时,由于有大量外汇储存使国际炒家无法使用泰国模式对中国的汇市下手。大量的热钱只能流向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于是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当中国放弃了联系汇率后,又迫不及待地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当人民币升值后,美国又不断要求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甚至在国内通过法案用制裁手段威胁中国。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对中国使用当年的日本模式进行掠夺。
全球化的资本掠夺是名符其实的。新兴国家在发展早期,国内资产通常处在快速增值的阶段。这就为资本投机造成可乘之机。国际抄家在搞垮日本后乘胜追击东征西讨,企图用类似的手法在新发展的墨西哥再造日本奇迹,结果得不偿失大傷元氣。 八十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间接投资净额为50亿美元左右期待着新兴国家的资产升值。到1993年这种外资的净流入量已近300亿美元。不幸的是由于墨西哥缺乏坚实的产业创造财富,大量的投机外资不能像在日本那样引起墨西哥资产的迅速升值,反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墨西哥政府为了抑制通胀,用比索钉住美元。结果不断的通胀造成的实际贬值使比索的汇率被高估,外贸赤字迅速扩大。1994 年12月19日,国库逐渐亏空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防止外资撤离,突然宣布比索贬值15%。大失所望的外国投资者争相抛售比索抢购美元,使比索汇率急剧下跌。由于投资者大量撤走资金,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的两天里锐减近40亿美元。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中,墨西哥比索兑美元的汇率暴跌42%。这在现代金融史上是罕见的。
在欧洲,國際炒家同样以日本模式对实行浮动汇率的俄羅斯卢布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进攻。当大量投机外资流于俄国后,俄羅斯中央銀行不得不痛下狠心设置陷阱套住恶狼,于1998年8月17日宣佈將盧布与美元的汇率浮动幅度擴大到6.0~9.5比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与在墨西哥的情形相仿,9月2日盧布大肆貶值70%,俄羅斯股市和匯市的急劇下挫引發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但却使在俄羅斯股市和汇市投下巨額赌注的國際炒家折戟而归。东半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波及到西半球国家,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劇烈波動,以及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和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全球掠夺在最西化的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在两个曾经实现过计划经济的中国和俄国惨遭失败。这个结果难道是偶然的吗?为了掠夺的成功,西方国家又怎能不痛恨别国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呢?
如果把西方国家眼花缭乱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扔到一边,老老实实地按照经济发展的实际规律来审视两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过程,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化的运动并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简单的国际分工,它是各种各样的奴役冒险、金融投机和资产掠夺的综合产物。资本家不会错过每一个机会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因此全球化不是按某种公正的理念规划的,而是同一切资本主义过程一样按照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设计的。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中,人们对全球化所期待的正面效应和文明价值同样乞灵于一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于是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不过是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殖民经济从炮舰下解放出来,在新的时代以协约的形式从被征服的少数国家推向全球罢了。它的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仅仅体现在“从炮舰下解放出来”这几个字中。这一“解放”有顺应潮流的主动因素,也有力量对比下的无可奈何。之所以能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协约,是因为全球化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个双赢的机会。然而机会不等于现实。这种双赢,不能单靠签署的协约和合同来保障,更不能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施舍,而要靠额外的智慧和勇气来争取。缺乏这样的智慧和勇气,就可能成为全球化中的牺牲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亚洲和南美洲金融风暴中倒下的新兴国家就是这样的冤大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大量外国资本的流进和流出证实了资本掠夺的罪恶。据不完全估计,不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五国的私人资本由1996年的净流入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逆转超过1000亿美元。
当可怜的日本和后来更多的亚洲国家一起在危机中挣扎的时候,太平洋彼岸却“风景这边独好” 。从亚洲市场获得的巨额投资利润使美国的资本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本国的高科技领域中。于是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掀起了一场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主的科技大跃进。然而历史证明了科技发展的过程很难像资本投机那样使投资者一夜成功。美国的科技大跃进没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只是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科技泡沫,因此不能扭转美国经济衰落的长期趋势。只是在新旧千年交替的那段时期因全世界计算机的改时换代促进了计算机硬软件的生产,美国的经常帐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反跳。
这个反跳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企图通过资本的再次积累振兴本国新科技工业的第一次尝试。它的迅速翻转记录了二十世纪末美国科技大跃进的失败。这次失败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它使美国变本加厉地重回资本的再次积累,导致了美国的房市泡沫和战争冒险,并进一步引发了2008年的房贷危机。新的金融危机使美国进一步抛弃幻想,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再工业化的主张。这个再工业化不再是发展新技术产业的幻想,而是老老实实地在较低劳动报酬的起点上回到传统的工业生产规模,也就是说退回到过去的某个阶段。当然,随着时间的进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有所更新,因此这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但总的来说,通过这次循环,新兴国家有机会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甚至赶上一些发达国家。在最后的十年里,中国的生产总值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九、为什么“中国模式”
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利润危机而推行的全球化决不是简单的企业外迁和贸易扩大。这就使今天的新兴国家不仅像老殖民地那样遭受着奴役和资源损失,而且面临着金融掠夺的风险。正如前面所说,全球化的运动并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简单的国际分工,不是按某种公正的理念规划的,而是同一切资本主义过程一样按照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设计的。它不过是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殖民经济从炮舰下解放出来,在新的时代以协约的形式从被征服的少数国家推向全球罢了。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中,人们对全球化所期待的正面效应和文明价值同样乞灵于一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一些中国人会认为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甚至是恶意攻击,因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然而这里讨论的是全球化而不是中国化。撇开中国在资源、环境、社会道德、人民福利和政府清廉等许多方面付出的代价不谈,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地区是像中国这样硕果仅存的幸运儿?如果放眼全球的话还真找不出来第二个。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全球化最迅速的年代里,连续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也许有人还记得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这是指南韩、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四个东亚国家或地区。它们被称为四小龙因为它们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获得过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是在全球化之前,它们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西方国家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的需要。它们在全球化以前就顺利跳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3000后,经济发展会难以为续的困境。没有全球化,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可以得到西方国家在高等技术和高端市场方面的支持,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然而在上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亚洲四小龙却相继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经历了非连续性的货币贬值,股市下跌,资产流失和经济衰退的过程。
南韩的经济起飞比日本稍晚,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南韩经济保持着近两位数的年增长。在整个七十年代,南韩的经济增长率高达23%。通过所谓的“汉江奇迹”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大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年里,韩元贬值超过36%,月生产总值下降34%,并于1978年为负增长。曾被誉为四小龙之首的台湾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也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三十多年里,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超过9%。由于赚得了巨额外汇储备,台湾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是四小龙中除香港外受损最小的地区。但之后仅半年台币贬值21%以上,台股一蹶不振,出口衰退,失业率上升,经济发展跟着减缓。2001年台灣經濟出現自1947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失業率也达到歷史最高点。今天,台湾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大陆,由四小龙的龙首变成了龙尾。新加坡在亚洲四小龙中距中苏边界最远,所获西方国家的援助也最少。但自1965年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没有共产党的类社会主义新加坡也获得高达8—9 %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后新元贬值61%,所受的经济打击仅次于南韩。2007年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后,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进一步受到经济上的伤害。西化最大的台湾和南韩受到的伤害也最大,而没有推行西式民主的新加坡和香港受损最小。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超过14.7%,打破了1970年13.8%的历史纪录而创下了历史最高。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全球化以前近二十年就开始了。到全球化大规模推开的八十年代都已先后进入了高收入的第二世界国家的行列。与中国经济发展更接近的是亚洲四小虎,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同亚洲四小龙相比,四小虎在地理上距中苏边界较远,因此在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政治中处于第二线。因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受西方国家的“援助”较弱,故经济的快速发展稍晚于反共第一线的四小龙。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间往后的三十年里,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四小龙。于是从全球化后的九十年代开始,亚洲四小虎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摧肥期”,大量的外资涌入造成资产的充气性膨胀,经济发展像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这个“摧肥期”正是四小虎一名的由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海盗们为了把四小龙四小虎一网打尽,首先向虎国发起闪电般金融袭击,以防虎国资产因经济基础不够坚实而在战乱中突然贬值。于是泰国便成了金融掠夺的第一个牺牲品。在1997年6月后的九个月里,四小虎的货币贬值从37%到83%,生产总值也随之暴跌37%到83%。其中泰国、印尼和菲律宾欠下国际货币基金会一大笔债务,马来西亚则通过多项硬性管制条例来保护金融体系。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已经说不清楚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有哪些国家。这些历史的称谓已带着全球化的创伤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如果说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或上限是正常的,那么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所遭受的来自西方国家的金融暴力,和在此前后一刀切的经济落差却是不正常的。它们在全球化中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伤害更反衬出中国在全球化中自始至终夺人眼目的高速发展。由于中国差不多是上世纪全球化掠夺中的唯一幸存者,近年来西方国家常把中国这个特例所具有的特殊性叫做“中国模式”。所以才有这一节要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模式”这样一个语法不通的古怪问题。
为什么中国模式?这个形式上的问句因缺乏谓语或表语动词而变得模糊不清:它究竟问的是什么?这后一个问题正是前一个古怪问题所暗示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绕口令十分重要。西方学者谈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可谓不少,但总让人觉得语焉不详答非所问,拐弯抹角地想隐藏什么。希望西方学者们公开赞赏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过于奢望,事实上,一切正常的经济往来最终都会不断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这不仅符合广义热力学第二定理,而且可以被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成长过程所证明。这一结论与全球化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与中国模式或制度不同的国家也曾经历过超过一代人高速发展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研究的地方。没有全球化时,中国前三十年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以人民币计量的数据,中国从统计开始的1952年(679亿人民币元)到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年1978年(3,645亿)的27年中,平均每年GDP发展的速度是6.4%。这虽然表面上比从1979年(4,063亿)到2008年(314,045亿)这后三十年的平均发展速度11.6%低,但那时的物价十分稳定。如果像后三十年或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那样物价上涨十倍,前27年的平均年增长也可以达到两位数以上的11.6%,而之后三十年的增长率则要低些。可那时没有人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因为在西方封锁下,西方国家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没有参与分红的机会,因此无人操那份闲心,只管骂个痛快就行。如果说真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环境比其它国家要艰难得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是最苛刻的,在高科技交流方面所受的限制是最严的。然而西方学者似乎并不喜欢提及这些事实。
许多自作多情的人,包括今天中国的主流舆论界,认为西方国家感兴趣于中国模式,说明它们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表示某种程度上的肯定甚至羡慕。不否定一些正直的西方学者不假思索老老实实地研究问题假戏真唱,听得让人忘乎所以陶然自得。然而令人羡慕的成就为什么从来得不到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正式肯定,授予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反而赢得西方国家共同一致的排斥。它们更加积极地支持中国国内的不同政见者反对实行中国模式的政府,并在军事上加紧对中国和中国模式进行围堵,同时用各种贸易壁垒阻击中国的贸易,用政治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这决不是源于简单的商业竞争,因为单纯的商业竞争无须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正如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那样。
可见“为什么中国模式”的确是一个问题:它究竟问的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如何成功的?要不要学习中国模式?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然而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更没有人对这些答案感兴趣。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感兴趣的只是利益。他们只支持那些可以为其获利的研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茅塞顿开:原来西方国家真正纳闷的是“为什么总扳不到倒中国并从中获利?”,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模式下进行洗劫难以成功?”或“怎样才能成功洗劫现有模式下的中国?”只是这些赤裸裸的提法不仅有失文明国家的面子,而且还会打草惊蛇伤害里子,所以才欲说还休,羞羞答答地支吾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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