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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国家的性质和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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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4 13:13: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家的性质和权力的基础
——兼谈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
马力
一、引言
二、家族国家的权力基础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
五、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
六、企业国家的管理策略
七、企业国家的业务管理
八、企业国家的经济政策
九、总体发展的后发优势
十、大国悲情
十一、服务业—发展经济的终点站
十二、垃圾产值与非对称贬值
1、美国 GDP 中的水分
2、垃圾 GDP
3、非对称贬值
十三、资本主义实验田
十四、历史的拐点
1、外推法的局限性
2、美国的衰落
十四、企业国家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引言
法治社会以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今天,许多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宣称只有民选产生的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这个命题需要证明,因为
全国普遍的民选只是近百年来的政治事件,而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从来不认为这
之前它们的国家政权是非法的。它们也不认为古代专制国家的政权是非法的。而
是相反,在成人和儿童的文艺作品中对古代的宫廷王朝极尽粉饰和炫耀之能事。
即便是今天的专制国家,只要是它们的盟国,西方国家也从来不会质疑那些专制
政权的合法性。
那么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不是无中生有呢?不是。它需要证明,而且能
够证明,只不过严格证明的结果会与许多人的期待大相径庭罢了。
二、家族国家的权力基础
同自有国家以来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相比,西方国家的形式民主制度只存在一
个很短的时期。在这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提出国家政权的
合法性问题,因为那时政权来自实力的较量,包括各种武力征服和武装政变。由
于传统国家的疆界是以土地来划分的,在以土地和其地球资源为主要财富或财产
的社会里,土地的征服者自然就在力量法则的认同下成了土地的占有者,并因此
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国家统治者。失去土地的人民除了联合起来发动起义外,根本
不可能与土地的占有者进行长期对抗,更不可能迫使土地的拥有者接受任何权力
平等的政治协议(现称宪章之类)。
征服者在最后的内部较量中,往往使被征服的土地落在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
手中。因此,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国家,包括今天土地中富含石油的一些中东国
家,国家政权常常为家族所拥有和继承。当土地不仅可以通过征服,还可以通过
购买来占有后,力量法则便演变为财产法则,即国家权力属于该国最富有的家族。
无论力量法则还是财产法则都属于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很少带有宗教和理性的成
分,它来自人的自然属性,即人是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生物物种,对自然资源具有
强烈的占有欲。因此,这样的国家权力与其说是合法的,不如说是自然的:只有
最富有的家族才能防止其他人对其土地以及权力的侵犯,并保护其国民不受外族
的侵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权力的合理性并不在合法权力之下。
不具有宗教和理性内容的自然权力虽然是合理的,却可以是不义的。义是一
种理想主义成分,是靠动物本能以外的因素得以存在和维持的观念性产物。建立
在土地资源上的权力贵族通常不是自耕自力的农场主,而是靠出租、放贷和收税
等维持生存的。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压榨农民牟取暴利,过着远比生产者奢侈的生
活,并使人民为他们征服更多的土地而拼命。这样的权力贵族过的是寄生生活;
他们与人民的关系是奴役的关系。因此,这种家族专制的国家可能是寄生国家和
奴役国家。在寄生国家的统治下,会出现农奴或农民起义,也会产生具有理性和
理想色彩的社会宗教,甚至还会有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传播。为了缓和暴
力冲突,这些国家也需要作为管理职能的宗教等信仰约束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过度
行为,并给予宗教某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专制的寄生国家虽然受到社会主义
者发自理想主义的批判,也受到新生资产阶级来自现实主义的挑战。但无论是理
想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批判,都没能充分否定那些家族政权的合法性。
上述的家族国家主要以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为代表。中国春秋战国之后的
中央集权国家己不是典型的家族国家,因为皇家通常并不拥有全国的大部分土地
和资源。因此中国中央集权虽然也是世袭的,但家族特征不如欧洲的贵族国家明
显。只有皇帝或其它少数官职是完全世袭的,其它皇亲国戚只继承财产。而从村
官、县官一直到丞相(宰相)是通过考试选拔的。古代中、欧国家这种任人制度上
的区别再次说明了权力与财产之间的从属关系。同现代西方国家具有等级差异的
选举相比,中国古代的考官制度更加公平。因为考生的录取完全靠独立的答卷能
力,而与身份、地位或其它利益集团及其媒体的支持无关。而且各级官职加在一
起的录取人数多,覆盖面积大,比当代西方社会给予平民更多的以能力来管理国
家的机会。虽然腐败现象在任何社会都难免,这种总体上公正的官僚选拔制度赋
予中央集权统治更多道义上的合法性。它是中国古代集权制度得以长期维持的主
要原因,也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不思进取的农耕社会。而完全靠自然法则统治的欧
洲家族国家只能靠强力或暴力来取代和推翻。因此战争等军事行为成了这些国家
的家常便饭,使得有利于军事胜利的武器制造业和手工业技术得到广泛地重视,
进而促进了欧洲国家非农业技术及其理论的发展。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
传统的家族国家可以靠自然权力获得实际上的合法性,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单
纯落后,国家财产主要限于象征着疆域的土地那样的自然资源。在商业和手工业
发达的地区,财产的形式更加多样,并可以以货币的形式储存起来,以致个人和
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以外的财产可以与土地贵族的土地资产相匹敌。这时,土地贵
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便受到最初的挑战。这就是古代雅典产生手工业者团体政治
的原因,时称雅典民主制。
当国家的主要财产不再集中于一个家族手中时,依赖于自然法则的家族权力随之
消失。在国家的大部分财产分散于多个家族或集团的社会里,谁来统治国家就成
了以前的自然法则无法直接回答的新问题。这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便成了一个
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以前的贵族国家,资产阶级不是用自
己的私有财产来服务于国家,如组织生产和进行管理等,而是利用权力向人民征
税来进行管理。国家的财产,包括办公大楼、法院和监狱、军队和武器等,主要
用于政治管理包括战争而不是生产财富。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与
主要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形式国家。这种国家的政府如同没有生产资料靠投机管理
生存的皮包公司一样,是一个皮包政府。形式国家的皮包政府靠税收养活,在本
质上是一个寄生政府;其主要使命就是政治服务或谓政治管理。谁该拥有寄生国
家皮包政府的权力,包括纳税的权力(一种以纯粹的政治权力对私人财产的“合
法”侵犯和剥夺),就只有通过纳税人的竞争来确定。这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受雇于纳税人并靠税款养活,因此必须由纳税人选择许可方能执政。
这归根到底仍然是自然法则决定一切,只是因为执政候选人大大地供过于求的缘
故,不得不增加了一个表面的竞争程序,以过滤绝大多数竞争者。因此,西方国
家的政治竞选不是什么观念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由于唯心主义者无法理解这样的事实,也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他们总是舍本逐
末,把表面的过程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并称其为合法性的标志。讨
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合什么法,统治者之法还是观念之法?
由于统治者总可以利用权力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西方学者喜欢把这一合法性问
题上升到理念的高度,赋予某种观念上的合法前提,称其为这个问题上的法理。
然而,法由心造。从法理上来讲,政权的合法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例如
获得和使用权力的平等程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权力竞选方式有平等的和不平
等的两类。像古代民主社会使用过的抽签和轮流那样的方式是平等的方式,虽然
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既然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叫嚷它们是“人人生而平等”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它们不应拒绝以平等竞选作为法理依据来判断国
家政权的合法性。但是西方国家的竞选事实无法证明竞选面前人人平等。它们曾
经对竞选人和选举人有基于肤色、性别和财产差别的明确规定。即便当这些文字
规定取消之后,今天的候选人仍然是由少数人确定的。由于这些国家的竞选经费
十分高昂,只有极少部分人能获得真正的竞选资格。对绝大多数选民来说,竞选
者的形象完全来自媒体,而昂贵的竞选媒体却掌控在少数人手中。为了使富人获
得更多的机会,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意不为竞选提供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和私人媒
体的廉价的公共平台,或严格限制竞选经费的数量和来源。从这里再次看到传统
的自然法则经过修饰后如何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这些高度依赖于
财产和媒体的政治竞选充分说明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合古代社会实践过的平等竞
选的法理。
退一步说,西方国家的政权是否符合它们极力鼓吹的民主之法呢?同样不是。权
且不提民主的本质是权力平等这个前提,就连形式民主所不可或缺的多数原则都
做不到。除了少数几个实行强制性投票的国家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总统、议
员,包括美国历史上最受平民欢迎的“民权”总统约翰逊和有非裔血统的奥巴马
总统在内,当选的得票率低于有选举权公民的半数。他们的民意支持率也常常不
足 50%。许多国家(例如美国)甚至不要求过半数选票的支持。有些国家生怕选民
选出别的人,事先在选票上写上指定的候选人,并规定数票机器只认可在两者中
挑一的选票。选民连写他们自己挑选的人的权利都没有,写了就是废票。因此选
民完全成了少数人的点票机,使选举成了名符其实的选择性服从。当不同意少数
人确定的候选人时,选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弃权抗议。而这样的弃权抗议却被西方
学者厚颜无耻地当成放弃选民资格,从而把选票多数说成选民多数。进一步说,
如果只有通过选举才算合法,西方国家不是由普选产生的候选人是不合法的。在
法理上,后一个合法程序不能使作为必要条件的前一个非法程序自动变成合法。
由此可见,即便从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法理来说,西方国家的由少数选民在少
数人规定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当选人也是不合法的。这种选择性服从虽然比贵
族社会的绝对服从开明一点,但与真正的民主没有关系。由于不存在选民与当选
人之间的任何契约或法律约束,这些选民与法庭上的陪审团一样:他们选择的是
权力的归属者,而不是自身利益的可靠代表者。
除了在合法性问题上藏拙露怯外,西方国家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标榜民主还
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或者说是对民主的讽刺。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最高领导人
只是执法者,而一个国家的制度取决于宪法和法律,而不是法律的执行者。除非
首先承认民主国家的总统是独裁者,用总统选举来说明民主才有意义。而在美国,
司法者由政府任命。就是少数底层法院的所谓“民选”法官也只是在州长的提名
人中进行挑选。同司法者一样,立法者可以终身连任。美国国会中两党议席的变
化通常只与党争有关,普通人民并没有推举议员的真正权力。这与共产党国家差
不多:如果不犯错误,通常不会下台。而政府部门的反腐热情和效率远低于中国。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十五名议员被议会开除,其中十四名是因为支持
南部独立。在立法、司法和执法这个政治链条中,执法处于最末一个奉命执行的
环节,所影响的只是政权的效率而不是政权的性质和作为。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
共和党的小布什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执政,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甚至在独立于立
法和司法的外交政策上,也是一脉相承,从战争回到战争。所以,如果承认民主
国家最终是靠终身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和运用这些法律的终身的司法者—而不
是靠常换的执法者—来统治的,那么,西方国家选举的民主含量实在很低,所影
响的主要是政府的效率。尤其是美国,许多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的新法是非民选的
联邦最高法院直接颁发的,如最近公布的取缔对服务性企业的集体诉讼权和对实
施多年的著名的米兰达法则重新解释等。联邦最高法院不断用所谓的案例法来改
变现有法律的内涵更是司空见惯。连 2000 年上任的小布什的总统职位都是由非
民选的联邦法官确定的。
可以这么说,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或准确地说是三权分工 (因为人事任命上的
权力交错和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不是为了什么民主。恰恰相反,是为了使资
产阶级更稳固地控制保护他们利益的国家性质,包括一切既定的法律政策。资产
阶级藉次将决定制度性质的立法权从经常更替的执政者那里分离出来,安全地转
移到更稳定的立法者手中,并把在劳资冲突中保护资产阶级的最后一道防线—司
法大权—转移到非民选的法官那里。这样,选举产生的有限任期的执政者不可能
改变国家的制度及其法律保障,从而使选举的政治价值消减到最低程度。更何况
这些权力无论怎样细分,都分不到普通人民的手中,充其量不过是将古代的君主
独裁转变成阶级专制或新贵族专制罢了。它与精英专制的区别在于权利的获得不
经过任何客观公正的能力测试,或者说主要不是靠专业水平的竞争以证明他们是
真正的精英,而是归根到底靠依赖于财产和阶级立场的少数人的推荐。陪选人的
陪选只是在其中选择罢了。选择(selection)不同于选举(election),正在于有
一个字母 S 领头限定,即一个非自主的限制范围 scope.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往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型国家。它的主要或大部分生
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在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属于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家
族。这个新型国家显然不同于古代家族所有的贵族国家,也不同于主要生产资料
分散私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所有制上的区别决定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新
的权力特征及其功能。
与古代寄生型的贵族国家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各种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创
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可以拥有国家管理的企业、农场、矿产、银行、交通、
运输、出版和商贸等公司,也拥有医疗、卫生、教育、旅游、娱乐和社会保障等
服务行业。这些事实又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而主要是一个生产机构,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
是一个赢利机构。它的赢利状况直接影响国民的生计,社会的安全和政治的稳定。
可以这么说,国家的一切政治手段和目的,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党务
活动,主要是为国家的生产和赢利服务的。
在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
度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务。而当社会主义国家建成和稳定之后,新的国
家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生产和赢利上来,尤其是在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
竞争的国际环境中。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继承者没有及时强调这一点,他
们所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必然会阐明这一点。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制度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赢利水平这一经济
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延迟
了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领域的转移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从表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生产赢利是类似于剩余价值那样的额外
利润。但在理论上,这样的额外利润不属于资本家或其它个人,也没有人对它们
有法定的继承权。它们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各种社会福利或服务,包括卫生教
育事业和国防事业等。这种额外利润的不同分配方式,而不是它的生产方式,才
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之处。为了使这种理论上的差别成为事实
上的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影响社会主义公
平分配的腐败行为。 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任务,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国
家的生死存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类腐败加速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
一个赢利机构与纯政治机构在用人方式上的区别可以简单地从西方国家的企
业与政府的对比中发现。其中的主要部分概括起来有:
1、 西方国家的政府靠纳税人养活,故政府官员实际上是受雇于纳税人。而企
业管理人员靠企业利润生存。如果他们的报酬不是比工人高太多,基本上可以说
他们是以自己的工作和(或)投资养活自己。
2、 受雇并服务于纳税人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理应由纳税人来确定,并无条
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企业工人不向公司交税,但他们为公司创造利润,因此在
企业的人事任免方面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由于企业利润的创造还依赖于投资,
包括企业以外的股份等融资,于是在道理上,企业的管理者(不包括拥有者)应该
由投资者和生产者共同协商决定,除非企业的拥有者亲自管理。
3、 财政来源的不同也导致了忠诚的首要对象的不同。纳税政府首先应该强调
对纳税人的忠诚,而企业必须强调对企业的忠诚。
4、 非赢利的政府管理强调的是平等和公正,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即民主。而
企业管理强调效率和利润,因为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5、 因此政府管理人员的品德和观念重于职业水平。而企业的管理更看重专业
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由于品德和观念的检测难以有客观可信甚至公认的标准,竞争政府职位的
人数可以很多而且难以确定。而企业的专业要求和解题能力有明确的范围,至少
在技术理论上有检测的考核方式。
7、 政府管理主要是管理人,因此政府官员的人缘和威望十分重要;这在任用
时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而最好的考察方式就是让纳税人亲自挑选。而企业
管理比较单纯,一切围绕着产品,因此主要靠规章制度和专业标准,而人际关系
不那么重要。
8、 由于非赢利政府的管理经费来自纳税人,政府官员必须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防止各种腐败。但绝大多数赢利公司不设有工人参与的防腐机构或程序,公司董
事会自己对公司的命运负责。
这些区别说明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理应由人民来确定并受人民监督。而普通工
人在私人企业中也应当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但是,西方国家的普通人民最多只有
选择性服从的权利,而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私有企业中
遭受的更是独裁般的私法专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没人听说
过哪个私人企业实行过西方政府推行的选举制度,也没有谁对资本主义企业的专
制管理有过什么非议。相反,倒是有人强调私人企业是赢利组织,因此不应实行
适用于政治社会的民主管理方式。
事实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某种政治关系。一个企业同样
是一种政治社会。但由于以上讨论的这些区别,赢利组织的政治毕竟不同于非赢
利组织的政治。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和阶级专制主要靠私法来维持,西方国
家的政府关闭一个月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些国家解散内阁成了家常便饭。但
是主要靠公法治理的赢利国家如果失去管理职能,不仅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和人
民的安全,而且会严重影响国家和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利润。这不只是什么民主
的问题,而是一个民生的问题。这些赢利国家和皮包政府在政治形式上的区别归
根到底来自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和导致的财政经费来源上的区别。
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以外,人们要求民主和普选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没能解决赢利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主张,也没有任
何先例,在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中实行国家政府那样在全企业范围内的竞选制
度。从西方学者躲躲闪闪、支唔其辞的辩解中透露出来的理由是赢利企业为了赢
利需要,不能推行以政治服务为中心并可能影响赢利的民主制度。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要求在赢利国家推行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在赢利机构中推行的纯政治服务
的管理方式是没有道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不求甚解的西方学者对新型的
国家体制不够了解,把自身拥有生产资料的赢利国家当成他们国家皮包政府那样
的纯政治机构,而缺乏对新型国家的分析和研究。在新型国家出现的近百年时间
里,忙着为挣钱养家而甘心充当政客的政治工具,忘记或抛弃了独立知识分子的
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虽然无知者无畏,但无知毕竟不是论据。建议那些希望、
要求或强迫中国实行西方制度的人们,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到一所哪怕是最
普通的夜校里进修一下 MBA 的基本课程,弄清了赢利组织和非赢利组织在管理和
人事上的区别后再发言不迟,免得尽说无用的外行话。
五、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
自身拥有生产资料的赢利国家的政治更接近于企业政治,而不是西方国家皮包政
府单纯的行政管理。当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和赢利方面之后,社会主义国
家就成了一个实际上的联合企业,熔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和管理业等于一体
的超级企业,例如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看成是一个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每个
公民都是特别持股人。所以说是特别持股人,因为他们从生下来起无偿拥有使用
国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权利。但是这样的使用权不同与普通的股份,它不是
通过货币或财产的交换获得的,也因此不能随意买卖、转让和遗传。这与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国有资产的情况很相似。因此特别持股人的权益也不同于普通持股
人,如国家不一定有邀请每位股东参加的股东大会,但可以有股东代表参加的股
东代表大会。
从生产赢利的角度来看,赢利国家的国防部门相当于联合企业的保安部门;外交
部门相当于联合企业的市场开发部门;国务院相当于董事会;人民代表大会相当
于股东大会;党组织(如有)相当于内部检察监督部门,国家主席相当于企业总裁。
这样,赢利国家实行类似企业那样的政治模式而不是皮包政府的政治模式不仅是
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因为国家利润是维持国家存在的根本条件。这就是说,
赢利国家不仅需要某种观念和信仰,更需要经验、专长、效率和对企业国家及其
制度的忠诚。赢利机构与依赖于纳税人的皮包政府的财政经费来源不同,实行不
同的用人和管理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是说中国政府应该实现向西方
国家私人企业那样对所有公民的绝对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理想主
义的制度,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靠自然法则进行管理。
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最低级的政治制度。它的基础结构
可以不含有任何包括平等和人道在内的理想主义成分,而完全建立在弱肉强食的
原则上。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制造过人类历史上最大和最多的罪恶,包括多次种
族灭绝、大规模掠夺侵略和全球战争,甚至与奴隶制和奴工制长期并存。在与社
会主义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和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
管理中加入了部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内容。但它与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的社会制
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所有那些理想主义的成分不是制度本身所必须的,而不
过是缓和阶级冲突或掩盖社会黑暗的添加剂或调色剂。它们可以被加进去,也可
以被取出来而不影响制度的本质。当经济恶化或衰退时,添加的各种理想主义成
分就会逐渐撤离出来,例如美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失利后,便开始持续性地
削减社会福利。最近又开始收缩移民政策和削弱公民的政治权利,如一些州限制
工会谈判的权利,并在全国取缔对服务性企业的集体诉讼权等。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没有把全国的生产资料归为一党所有,而是按
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将它们收为公有或国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社会地位
高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中的工人,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西方学者对这些事
实视而不见,并不因此可以否认它们的存在。今天,中国公民也开始向国家交税。
但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不完全靠纳税来养活,因为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赢利机
构。因此,中国人上交的税率应当低于西方国家。他们的税款主要是用来维护公
有化的生产资料、公共福利和国防教育等。说中国政府的官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
因此必须像西方国家那样由纳税人决定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同样的道理,西方
国家皮包政府的官员首先应当忠于他们的施主纳税人;而赢利国家的政府官员首
先应该忠于国家,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赢利。因此,他们不能像西方
国家的政府官员那样只花钱不挣钱,被雇来充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润滑剂,而
有着明确和必须完成的经济目标。完成这些经济目标不是靠观念、口号和方法,
而是靠专业技术和特殊经验。不同于对单纯政客人缘和品德的挑选,对这些专业
技术和特殊经验的判断和鉴别超出了绝大多数普通选民的能力和知识范围。
有人说,既然人民是国家财产的名义主人,人民就应有权决定中国的社会制度,
并有权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之间进行选择。这种说法只有当人民是以个人财产按
市场价格进行平等交换成为国家财产的占有者时才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新
中国之初,慷慨答应中国人民成为国家财产的名义主人是有条件的:即必须首先
承认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有人想放弃公有制时,他们首先放弃了国家财产
名义主人的地位,从而在法理上失去了选择制度的权力。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
民无权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因为他们不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的公共生产
资料。也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允许人民购买名义上属于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事实
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把相当比例的公有资料转化为私人所有。为了保
持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所有的社会生产资料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理论上这个比
例以其生产利润能够维持除国防、教育等社会福利外国家企业的管理为最低限
度。否则国家企业最基本的管理也要仰仗纳税,变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皮包政府,
从而在法理上应由纳税人确定政府的人事安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公平的买卖
从来就是买方和卖方双方的自由决定,而不是买方可以单方决定的。资本主义国
家的私人财产是如此,国有财产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西方
国家的国有资产,包括尖端武器和核武库吗?不能。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最低底线,因为这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生命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实际上的企业国家实行企业管理的法
律依据。这个底线就是企业国家国有或公有的生产资料所创造的利润能够维养活
国家领导和管理人员,从而毋须依靠纳税人。纳税将主要用于国防、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可以包括除工薪之外的管理费用)以及各种非日常开
支。之所以说是用创造的利润而不是生产资料本身的价值,因为国家管理不能靠
出售国家财产来长久地维持。之所以说是最低底线,因为国家企业的利润仅仅用
来养活管理者—而其它人民从管理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时—仍然是有风险的。如果
国家企业的利润还可用来支付相当部分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人民对国家企业的
依存度和忠诚度,也因此更容易获得人民的支持。
这一底线不是某个人包括作者本人可以任意确定的,而是由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自然法则确定的。人民随时可能要求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赢利和管理
薪资之间的平衡状况。如果国家管理人员的薪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纳税,并且
这种局面在短期内没用改变的希望和可能,纳税人就可能根据自然法则要求由他
们自己来确定国家领导者和其它管理者。西方国家深明自然法则的重要性。它们
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使国家企业无法养活它的
管理人员并因此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纯粹的政治服务机关。这时,用纳税维持国
家管理的人民必然会起来要求确定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这种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
的,因此失去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天是迟早的事,即使有再大的权威靠
再大的努力都无力回天。当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时,在外国势力的
支持下,同样可能发生少数人非法的政治行为破坏国家企业的管理。但是,只要
告诉人民赢利国家与西方寄生国家的皮包政府在本质上的区别,以人的本性出发
服从自然法则的人民是不会支持以破坏企业赢利和人民生活的方式来追求政治
目的的。
作为赢利机构的国家必须比个人企业承受更多的人道主义义务和社会责任,这是
因为企业可以选择,而国家不可选择。国家是公民的最后避难所。因此,国家必
须承担个人企业不能或不愿承担的人道主义义务,为丧失劳力、收入和健康的人
提供维系生活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的私人企业赢利和政府福利缓冲的双重使命。因此国家企业的管理机构远比单个
企业复杂和庞大。它的法律同样涵盖私有制国家的公法和私法所并行的两套使
命。尤其不同的是国家企业不能像个人企业那样将有害企业的人,包括有害企业
管理的人,逐出企业大门便可安然无恙,而必须对他们进行最后处置包括限制他
们的自由。国家企业在这方面的责任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所
指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政治犯基本上属于这类破坏国家企业管理的人。对他
们进行法治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破坏企业政治的人进行惩罚是
一样的。只不过国家企业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简单地将他们驱逐出去就可解决问
题,尤其是在国际上存在这企图颠覆中国的国家时更是如此。将这些不同的甚至
有时是对立的使命成功地统一在一起,并不损害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赢
利效率,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挑战。它的成功也必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伟大的创举。西方国家一知半解的学者和政客罔顾他们国家资本家企业中的私法
对工人的权利、自由和言论的严格限制,仅把他们国家具有社会润滑和缓冲作用
的公法与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的法律体系相比较是不公平的,也是无意义的。
对一个大规模的联合企业来说,从整个企业而不是单个产品的赢利角度,来确定
所有产品的价格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联合企业是靠整个企业的生产利润,而不是
某个产品的利润,得以维持的。因此联合企业内部的盈亏调整或补差也是正常的。
这类调整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是原始的自由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把它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资
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也不是反对一切垄断,而是反对没有竞争的国内垄断,并
且不适用于国际竞争。因此,国家企业内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的割盈补损也是纯
粹的市场行为,不同与西方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实行的国家补贴。西方国家有意无
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国家之间的区别,把中国国营企业的存在和盈利之间的调
整看成是反对市场的计划经济,从而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没用理由的。它
们把经济管理政治化,只是暴露了它们害怕中国国家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非想
置其于死地不可。这种愿望不完全是政治的,或者说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因此不
能只从政治上研究对策,而应该着重于经济效益的研究。有利于国家安定、人民
幸福和经济发展的,就应当坚持,但不否定不断根据新的需要和经验加以调整。
六、企业国家的管理策略
同绝大多数私人企业一样,作为一种超级企业的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也有成功
和失败的两种可能。企业经营的失败主要有两个方面,管理失败和赢利失败。这
两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可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加速企业经营的失败。管理失
败又有政策性失败和业务性失败。政策性失败是国家企业需要首先防止的问题。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生产一样,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同样面临
着无限生产和有限市场之间的矛盾。即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解决这一矛盾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带来的阶级冲突和过剩危机这些问题,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仍然存在,并可造成不同形式的经济危机。为了防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和造成的产品过剩及其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了计划经
济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用计划经济解决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可以有不同的方
式:有计划地限制生产和有计划地开拓市场,或两者并用。苏联建国后采用的是
第三种方式,即在计划生产的同时不放弃市场竞争。因此在最初的二十年里,苏
联积极地与西方合作,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并成功避免了二十年代末西方国家爆
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慌了手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铁
幕政策,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这时的中国提出了以
限制生产为主的,自力更生发展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这样的口号。而同
时,苏联执行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的经济政策。由于苏联比中国更主动成熟地运用
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的国际市场,战后三十年中,苏联经济获得了比中国更快的
发展,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迅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冷战发生后,西方国家几百
年积累起来的殖民地老本迅速吃光,政府赤字愈来愈重。从冷战到现在,美国只
有少数几年没有政府赤字(俄国有人认为只有一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许多殖
民地国家的独立和法、美两国在印支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迫使美国于七十年代放
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条约。从此,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有利条
件不断通过纸币投资和美元贬值的交替手法,把经济困难和危机转嫁给其它国
家,成功避免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在苏联解体之前崩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
义国家的老大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勇于跨过意识形态中难以逾越的鸿沟,主动
放弃制裁,偷偷摸摸、屈尊俯就地到当时正在援助战场上的敌人的社会主义中国
登门拜访,把潜在的中国市场争取到西方一边。
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然而苏共二
十大后,赫鲁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完全忽视了斯大林开辟平行市场后取
得的经济成就。他提出了“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
平过渡”(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全民党”和“全民国家”,
的国际战略代替了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国际政策是以政治扩张而不是市场竞争
为中心,赛的是以福利泡沫抬升起来的制度优越性。由于不重视经济市场,苏联
不顾后果与中国发生政治内讧,失去了当时总人口最大的市场。同时,苏联的军
事冒险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多年不变的平行市场已开始饱和,斯大林时代的老本
也已吃光。无法像美国那样通过转嫁危机来摆脱经济困境的苏联,仍然没有认识
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赢利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不重视开拓市场,坚
持把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一个政治扩张机器。他领导下的苏联在中苏边界屯兵百
万,并在珍宝岛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抛弃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为
了拯救遭到镇压的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党,一头扎进了阿富汗战争的长期消耗中。
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因高福利高军备政策和国家企业的低利润,已到了利润危
机的边缘。经过两届短命政府后,苏联的命运落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中。讽刺的是
一个自命唯物主义的政党早已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到了九霄云外,不是从开
辟市场、发展经济、开源节流和平衡预算中寻找出路,而是乞灵于改变政治观念
的所谓“新思维”,幻想靠政治投机换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受骗之后非但不
能醒悟,反而认为是让步不够。结果在西方国家一步步的诱骗下,半路杀出个程
咬金,一口答应西方的休克疗法,使苏联大部分国有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而转
型后的俄国没能得到西方国家承诺的经济援助和战略安全。
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俄国虽然实行了西式选举,但没有获得幻想的经济发展,反
而经历了社会主义苏联从未有过的巨大衰退。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俄国,已经不
可能像百年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面对着无边无际予取予夺和没有竞争的
市场、资源和廉价劳力。西式“民主”也不可能使俄国再现那样的特殊条件。即
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冷战后同样不能获得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的高速发
展。一些新兴的亚洲小国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须向它们转
移一些技术和市场就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两位数的发展速度。但西方国家没有
力量扶持一个大国,也不可能助其成为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
对西方来说,叶利钦的功绩超过了每一个人。然而,功炳标辉的叶利钦差不多已
被西方国家所忘记。在它们的功劳簿里只有美国人里根等辈。当西方世界知道前
苏联已是无力回天后,兴高采烈地指着当年的功臣,尽情地嘲弄这个整天酒气熏
熏、满口粗活的白痴叛徒。这也许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盖棺之论。就是在资本
主义国家的伦理学中,也没有人称颂叛徒和祸国者;他们被利用,只是因为他们
人格和智慧的低下和利用者的英明伟大。西方国家有人不断为死敌毛泽东树碑立
传,但至今没人肯为东欧民运领袖浪费太多笔墨,盖出于此。
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不是让政治为生产服务,而是
相反,把生产同政治对立起来,完全当成资本主义的象征,从而形成了长达几十
年的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原来是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一种指导思想不同于某些管理理论,因为指导思想具
有更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而由此导出的具体结论和策略却依赖于常变的历史条
件和政治前提。无论是阶级斗争或武装革命还是和平竞争或和平崛起等都不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在特定环
境下的行动策略。毛泽东时代在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压制生产,和在国外坚持武
装斗争的原则不惜一切对“苏修”九评“鸣镝”,都是以策略代替基本原理的结
果。
在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到底就是千古不变的自然
法则:财富和财产的形式及其占有方式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因此
一切社会政治活动最终都是为经济和生产服务的;巩固政治权力首先必须巩固经
济基础。纵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竞争居然发现,西方国家自称
是唯心主义者的资产阶级虽然总是把阶级意志强加给社会,却因自发的利益需求
能够在最基本的生存斗争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紧握财产和
经济大权,注重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而号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却屡屡
背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强调主观理想当成辩证法,不是用阶级斗争压制生
产建设,就是把西方国家的选举和权力分工等当成可以随便模仿的观念的产物,
甚至干脆全面放弃国营资产,排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尾巴上被人嘲弄。
将国家变成一个政治扩张机器,即便对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极其危
险的。二战前,英、法等国企图利用战败国德国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防止欧
洲赤化,结果被希特勒利用来声东击西,使英、法等国的美梦一夜破碎,慌慌张
张地跌入新的世界大战。拿破仑的祖国几个月就缴械投降。战后,西方国家为了
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场上连连失败,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从此
走上了衰退的道路。当年吃硬不吃软的苏联没有败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
扩张面前,而是被西方的糖衣炮弹所打倒。今天,美国以反恐为名,不惜用武力
在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然而一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把久病刚起的
美国重新送进了医院。但白宫还不死心,最近又公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投资网络继续进行政治扩张。然而在有人能够彻底驳倒我的系列文章之前,美国
的网络战争仍将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人们迟早会明白西方民主的专制本质和逻辑
悖论,以及皮包政府的管理方式不适应于赢利组织这些基本道理。
北美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基本上是自治的。就是地方殖民政府成立后,边远
地区也还是处于基本自治的状态,政府或派一名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特派员。无
论是殖民政府还是号称“民主”的中央极权统治都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并用
人民的钱来管理人民。由于长期在世界上到处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美国忘记了美
国之所以有今天,是美国独立后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民主的联邦党人坚持反对
当时真正的民主派—反联邦党人—的民主要求而取得的。以至近两百年后美国著
名政治学家达尔硬要把联邦党人说成民主派时,不好意思地补充说他们实际上更
像是反对民主。
以陪选为唯一内容的“民主”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存在于各殖民地中,且多数是每
年竞选,甚至还有半年为周期的。美国立国者认为频繁的选举不利于统治的连续
和稳定(而不是不利于民主!),才用权力改为四年一届。当然,那时有选举权的
就是白人也不到 10%。真正的普选是上个世纪的事。除了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精
心策划外,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追求过这样的民主,而只追求过平等,如二战前的
工人运动和战后的黑人运动。他们知道形式上的民主与专制没有区别。所以在美
国人民中流传着:“一年一度的选举结束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 这句民谚。
真正的民主运动是反对强权统治和霸权主义的。当前中东和北非的民主运动既反
对国内的专制政权,也反对外国的霸权势力。靠威逼利诱只能暂时稳住少数需要
依赖于美国的国家。这些猢狲国随时都有可能逃离正在倾倒的美国树。因此,美
国在世界上到处推行所谓的民主恐怕到头来事与愿违,壮大了全世界反对霸权争
取平等的民间力量,削弱了投靠美国的专制势力,从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
为霸权主义政治扩张的牺牲品。
七、企业国家的业务管理
这个题目需要有许多专著来研究和讨论。这里只是略提几个最基本的方面。社会
主义国家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企业化和专业化。所以要企业化,因为社会主义国家
是一个企业。所以要专业化,因为企业国家的业务管理是一个专业问题。
1) 企业化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企业国家或企业型国家这一基本特征首先应该在国家宪法
中正确地表述出来,以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国家的寄生政府或皮包政府,并
把现有的企业管理法的基本精神上升到宪法的高度。用新的宪法确定社会主义国
家作为一个赢利组织的法人地位,确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法人代表。这代表不
是某个人,而可以是一个机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党,如中国共产党。
规定法人代表的权限、义务和责任,同时制定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关和法律措施。
国家资产的出售必须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并按照法律程序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
除必须以国家身份出面的外交等和政治事务外,企业国家的特殊身份,如中华全
国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用于需要以国家身份出面的对外贸易等经济往来中。
这样的宪法和法律有助于公民和官员明确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府的性质和使命,
以及自身在这个国家中的正确位置。在国际上,也有利于开拓市场和挫败资本主
义国家政治颠覆的阴谋,理直气壮地参照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模式而不是皮包政
府的管理模式来治理新型国家。企业国家完全应该欢迎西方国家向它推荐企业管
理的先进经验用于中国的国家管理。如有人想推销皮包政府的管理模式时,只须
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对不起,中国政府不是西方国家的皮包政府,也反对把一
个寄生政府强加于人民,因此更无法效仿皮包政府的管理模式。甚至干脆告诉西
方国家,你们的寄生政府有一半以上的选民拒绝承认,因此这样的政府执政是非
法的。中国没有理由采用这种非法的政治管理。
由于每一个公民都是潜在的国家管理人员,企业国家的公民教育也应当围绕着企
业的生产和管理,注重科学技术的普及,增加管理专业和法律基础的课程,熟悉
国际语言和惯例。对于国家企业的管理而言,许多公司管理的理论和教材都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企业型国家是一个新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专院校应
当开设国家企业的管理之类的课程。这首先需要编写新的教材,培养新的师资队
伍,设置新的考试内容。今天,许多年轻人动辄将中国同美国相比,例如美国政
府如何,中国政府如何?美国总统如何,中国领导人如何。为什么他们不说美国
政府如何,资本家如何?因为他们明白赢利公司与皮包政府没有太多的可比性,
然而却不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赢利组织。
要使中国人民从原理上明白企业国家的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皮包政府在本质
上的不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变成了一个企业,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
之上再强加一个寄生政府压迫人民;没有社会主义的企业国家,绝大多数普通人
民只会生活在更严酷的资本家企业里,而不是直接生活在寄生政府里。让人民懂
得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之一就是鄙视以任何借口为名的寄生生活。从小培养终于
企业的敬业精神。不错,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想到发达国家的私有企业里工作。要
如实地告诉他们发达国家在人均产值与现在的中国相同时,工人的待遇不比中国
好。制度优劣的比较 (包括生活水平和发展速度) 只有在相似的经济状态和国际
环境中才有意义。
2) 专业化
企业国家的管理必须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赢利涉及到从生产、运输到销售以及消
费统计、后勤保障和环境安全等一系列管理部门。每一个部门的管理都要有管理
标准和条例,没有的需要建立起来监督执行。熟悉和遵守这些条例需要专业训练,
而正确和灵活地应用它们需要工作经验。不应鼓励为眼前利益违反规定,捡便宜
钻空子,而应从长远出发建立管理规范。要善于把过去的各种政治要求和标准翻
译成专业术语,尽量避免难以操作的模糊用语和笼统概念。相应的管理标准和条
例应该成为任用和提拔管理职员的考试内容。
为了便于对照交流,专业术语应尽量采用普遍的表达形式并与国际接轨。有关部
门的高级管理者还要熟悉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国际用语并能用相应的语言应对自
如。即便是纯政治的管理也应强调专业化,避免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只是用来
指导专业,而不是代替专业。例如有西方政客攻击中国,中国人大可以热情邀请
他们来中国听证并拿出证据,再同他们还未道歉的历史进行比较,用他们自己的
口回敬他们。他们不来,可以将问题发表在国际媒体上,用照会发给对方。有人
把所谓的和平奖发给某个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外交和媒体请发奖者回答:和平
奖的发奖标准是什么?这个人有那些和平贡献?他的殖民地主张和对伊拉克战
争的支持是否与和平理念相冲突等。并可坦然表示如果答复有说服力,中国承认
该奖有效,否则理应不予接受。我相信发奖者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答案。
即便从事行政管理,也要让人感到一种技术职业的骄傲。这种骄傲来自对管理条
例、技术概念、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的自觉遵守和正确执行。这种源于特殊知识
和经验的自信和自豪,而不是尸位素餐的特殊地位,将给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每
一个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热情。一些面向公众的部门还可以有体面的制服和
彰显工作成就的勋章,鼓舞人们的上进心和忘我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
会主义国家需要理想主义的荣誉感。在理想的支持和帮助下,人们还能找到真诚
的友谊和关心,丰富生活的精神内容并促进社会的和谐浪漫。
3) 公法体系
西方国家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制度不等于一种最自由的制度。例如,美国的法
律比中国复杂,治安警察比中国多,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也比中国的人口比率高。
受自然法则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和最多的人道灾难。这
是因为人是动物的一员,其动物本性是自私的和扩张的;而人类社会必须维持某
种秩序对抗自我的无限扩张。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约束,就只有靠自然法则来制
约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使用的“自由”一词,在许多时候表达的是不受宗
教道德,而不是法律。约束的逐利行为,包括一切合法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如屠
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和下层人民的自由。可以这么说,没有理性、宗教和理想
的极端的自然社会就像一个由强者规范的动物社会或狼群社会,只有靠强制力量
才能控制其秩序。法治便是这种强制力量最常用的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私有制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有两套法治系统:公法和私法。
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专制主要靠私法专制,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工人对雇主是绝
对服从,没有什么政治权力和言论自由。这就是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口在一生的大
多数醒来的时候所处的真实状态。而公法通常只适用于空间很小的公共场地。由
于资本主义国家把个人对财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凌驾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之上,
公民在私有企业中的言论等自由并不受公法保护。就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来
说,公法比私法相对宽容,归根到底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皮包政府不是为了赢利,
而私有企业必须靠赢利生存。
由于公有制社会主要不是靠私人企业的私法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系统承担
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法和私法所承担的双重使命,即缓和社会冲突稳定国家和保
障企业国家的生产与赢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建设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
家的法律,同时只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法与社会主义的公法相比是没有什么意义
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法制系统也应是一个历史上崭新的体系,容企业法和社
安法于一体的综合大法。可以像西方国家那样按所涉及的法律性质把基层法院分
成不同的专门法院,以便集中人才和资源提高司法质量。例如可以把涉及企业国
家管理的案件与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分开,建立国家管理法院,专门受理如腐
败、渎职、破坏管理等违法行为的起诉。在处理私有企业的劳资冲突时,要尽可
能制定公正的法律,即要保证公司合法赢利的权力,也要维护普通工人起码的政
治权益和福利条件。
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里,占优势的政党通常肩负着品德教育和管理监督等
使命。资本主义国家有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主义教育,把它说成是强加于
人民的精神束缚或人治。它们相信在人人都在一心一意地追逐私利时,会因为利
益的相互牵制,最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造福于整个社会。这样的假设从来没
有得到证实。相反,资本主义制度制造的无数人类灾难只是证明了竞争中的强者
总能伸出更多的黑手砍断那只“看不见的手”,给弱者和社会带来不幸。美国最
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不见的手”的假设不过是贪得无厌的资
产阶级为损人利己的行为制造的借口。被放弃的道德规范只会被强制的法律所代
替。这就是美国有比全球平均高六倍的人口失去自由蹲在监狱里的原因。
为了不使更多的人失去宝贵的自由,必须尽力保证社会公正减少欺压和由此带来
的反抗,积极的或消极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不能放弃品德教育。同
时,政党对国家管理的监督可以逐步过渡到法治程序中来。例如向国家各级管理
单位委派专业检察官,和向国家管理法院委派经过专业训练有文凭证书的法官
等。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检察官和法官也不是民选的。美国的法官甚至凌驾于
宪法和法律之上,集立法、司法和执法于一身,不受人民的民事起诉,即便因腐
败被迫退休(对法官的最高处罚),仍然享受原来的薪俸,其错误判决依然有效。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应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还应接受人民的监督。
由于赢利组织的管理关系到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有权维
护国家的经营管理。这就是说企业国家应该把起诉各种破坏国家经营管理的责任
同时赋予公民及其团体,而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才有这样的权力和责任。这样,原
来是政府与某些公民的冲突就能更自然合理地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
让人民起来自己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事事由政府包办。同时还可以避免西方
国家攻击中国政府压制民主。明白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性质后,过去一些沿用
传统习惯着重于政治危害的罪名还可以从企业经营的角度重新定义。如颠覆国家
罪可以从危害中华全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上重新加以定义,并交由国家管理法
院依法审判。可以向西方国家那样尽量采用高额罚款和短期服刑惩罚普通的违法
行为,而只对严重的刑事犯和惯犯采用长期监禁,因为监禁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惩
罚,而主要是为了避免重犯造成新的危害。
4) 人才选拔
国家型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企业,也不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机构,因
为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赢利不是为了资本家集团,而是为了全体公民。因此,社
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企业那样的独裁管理,而应当有公正高效
的人才选拔制度和监督制度。企业化和专业化有利于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操作。无
论是技术管理还行政管理,都要有可操作的管理条约和尽量客观的评判标准,要
有基于专业水准和工作经验的考核制度,也要有建立在考核之上的晋升阶梯,使
每个人的努力都尽可能地进入正常的竞争轨道,通过公平竞争得到不受专业以外
的因素干扰的合理回报。
在不影响赢利的条件下,不应排斥在技术含量不高的基层管理中实行选举或加考
核的选才方式。这种选举不同于西方国家基于财产关系的选举,注重候选人的人
品、能力、经验和文凭。即便广泛的选举只是在基层进行,对于政治稳定也是意
义重大的。许多缺乏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怀才不遇而整日怨天尤人,总
觉得社会主义制度埋没了他们治国的天才。干脆给他们一些机会去竞争基层的管
理工作,是驴是马拉出去遛遛就会明白。有真才实学的通过基层锻炼后可以担任
更重要的管理工作。连基层职务都竞选不上的也该有自知之明,死了好高骛远眼
高手低的政治野心。尤其是当人们通过亲自参与后,可以知道生产赢利的条件并
不总能随着观念而改变,因此不再迷信只要有西式民主就可以强国的神话或谎
言。
在有大量私人企业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私人企业的代表参加国家企业有
关部门的立法和管理工作,同国家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和公平竞争的关系。这些
代表也可以通过企业家竞选来产生,充分体现自然法则在私企管理中的作用。为
了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私人企业的代表人数以不威胁国家企业的管理为原则。这
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不能超过一定的规模。同时还要有相同数量的
工人代表参加,保持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上的平衡和平等。国营企业要不断
从优秀的私有企业中吸纳杰出的管理人才,增加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由于社会主
义国家掌握着土地、银行、外贸和国防大权,并且依靠国家企业本身的利润维持
政府机构的财政开支,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通常不会成为国家管理上的威
胁。
八、企业国家的经济政策
企业国家的经济政策所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
义国家的专利或首创。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联合企业和垄断企业都是计划经
济体。它们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区别只在于计划的目的和方式不同。
前面说过计划经济有三种方式。这还只是在假设市场有限时的情况。在有市场竞
争的前提下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总的说来,可以有有计划地发展(或限制)生产
和有计划地开拓(或限制)市场,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以牟取最大利益为目的垄
断企业往往采用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有计划地开拓市场这样的计划经济模式。而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是相反,采用的是有计划地限制生产和有计划地限制市场这
种模式。因此不奇怪,两种截然相反的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速
度。这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而是要什么计划的问题。正是由于垄断企业计划
经济的巨大威力,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得不制定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企业对同行的排
斥。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它们的反垄断措施从不用于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
今天所谓的品牌企业实际上就是一种从生产到消费全面垄断的企业。它们在国内
外市场上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外国名牌在中国制造,可见中国
能够生产名牌质量的同类产品。但是,同样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只能在国外的抵
挡商店低价求售,而无法打入被垄断的高级市场。由于外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垄
断,限制了中国高端产品的发展。由于高质量的产品卖不到高价格而可能亏本,
中国的产家只好降低成本生产廉价产品。这就是说,在垄断存在的情况下,不只
是产品质量决定市场,还可以是市场垄断决定产品质量。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
发劣势:即在不平等的市场规则下进行竞争。企业国家的国营企业有严格的质量
检验和充分的资金,因此最有条件进行市场竞争成为创造品牌的主力军。当年的
“上海货”就是有口皆碑的国营产品。每个生产部门都应该有自己的品牌目标。
国产品牌在国内打响后就可以冲向国际市场。目前西方国家零售业正在萧条中挣
扎,正好是中国零售商进军国外的时候。这不仅可以使中国产品的巨额销售利润
回归故里,更重要的是打破国外的市场垄断为中国品牌打开市场。
后发国家有劣势也有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依然需要计划经济。发达国家走过
的路在很长一段时期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这段路上的重要路标差不多是
后来国家的必经之地,使后来国家省去了许多摸索和确定的过程。这就是一种后
发优势,尤其有利于企业型国家有计划地对这些明确目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
速发展的进程。比如对制造民航机来说,毋须向发达国家开始那样,通过许多私
有企业的竞争对比,在摔摔撞撞的无数事故中淘汰落后机型和公司后最终确定适
合市场需要的型号,再集中投资进行生产。而是可以由资源充足的国营企业充分
计划后直奔主题,一蹴而就。征服每一个里程碑都可以有力地带动其它行业的顺
势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企业通常实力薄弱,难以全面开战攻克重大课题,
只能一口一口地慢慢啃,从而延缓了每一个台阶的爬升过程和整体经济的进展速
度。打个比方说,实力雄厚的国营企业就像队列整齐的坦克部队朝着发达国家走
过的道路冲向一个又一个桥头阵地,扫清障碍。私有企业的大队人马便可以紧随
其后清扫战场收拾战利品。不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有这些里程碑式的重点,包括
轻化工业和农牧业等生物工程在内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里程碑。有的可以靠国
家重点投资私有企业来解决,有的需要太多厂房、技术和设备,必须组织国家力
量才能拿下。
有人认为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和腐败严重。这是因为过去不重视生产的大锅饭造成
的。一切在于管理。国营企业完全可以在一些方面采用私有企业的管理方式,鼓
励竞争,赏罚分明,并废除终生制,引进优胜劣汰的人事管理制度。前苏联的军
工企业就是国营的。短短的十几年后,在苏波战争中败给小国波兰的失败者就能
在二战中打败当时科技最强大的德国。接着在保持高福利的情况下,又在总体上
达到仅次于美国的国防工业水平。改革开放后,中国国营的国防工业同样发展迅
速再次说明了国营企业不一定效率低下。欧洲科技发达,GDP 和人均 GDP 远远高
于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能达到那样的发展速度,而它们的社会福利并不比苏
联好多少。为什么?正是企业国家可以集中人才、资金和资源发展主要项目的优
势发挥了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因此也是它们最害怕的,并要千方
百计搞垮企业国家的根本原因,不论这个国家姓无还是姓资。因此在苏联之后,
美国必将会把中国置于竞争的首要地位。
作为国营企业补充形式的私有企业在生产竞争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们可以填补
大量的市场空间,尤其是需求量小和变化大的市场。规模不大的私有企业比国营
企业更加灵活善变,因此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但是三十年来,中国私有企业没
有在国际市场上创造出品牌产品,也没有在国内取得国防工业那样长足的进步。
这些都说明了私有企业难以靠自身力量克服的弱点,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后发
劣势严重阻碍了私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中国如此,转型后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
的私有企业都是如此。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品牌产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战略
需要,有意向这些遏制共产主义的前哨国家转让高新技术和高端市场的结果。正
如二战前,英法为了遏制苏联有意武装希特勒德国一样,使德国的军事力量得以
在短期内恢复并迅速发展。在有高端市场保障赢利的条件下,私有企业才可能增
加科研成本、采用高质材料和提高工艺标准创造并保持品牌的领先地位。
九、总体发展的后发优势
企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此不可能在此面面俱到地涉及。除了
计划经济和生产效率外,下面简单说说后发优势和大国悲情两个要点。先说后发
优势。前面说的后发优势指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时可以利用和借鉴现成的
经验和技术等,提高效率少走弯路,以较少的成本更快地实现相同的目的。这是
在实现具体目标如研发新产品上的优势。而对制度或统治形式的借鉴和模仿则多
以失败告终。如发展中国家移植西式民主后,很少能够再现发达国家自由资本主
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市场、价格和货币垄断后产生的后
发劣势而不是后发优势。只有为了战略需要而有意扶持一些小国时,西方国家才
会在垄断中对它们网开一面,使这些后起国家在一段时间内获得高速发展。
然而总体发展上的后发优势仍然可能存在。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的
生产方式和环境资源下,一个国家总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有一个上限。这个上
限首先取决于外部环境,包括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当外部环境在国际竞争中达
到稳定后,这个上限便取决于生产方式,包括分配方式和技术水平。从产品生产
的利润公式可以知道,工人的报酬不能超过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其它成本的余量。
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受到市场容量、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的限制。除
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普遍出现,这种上限不会有很大改变。由于资本家不顾后果
地以鼓励消费和超前消费来扩大市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涨价—涨薪—
再涨价—再涨薪”的螺旋规则迟早会使全社会在整体上达到这个上限,使国民经
济在整体上进入可怕的利润危机。危机中由于技术开发的投资减少,新产品的出
现将更加缓慢。
前面讲过,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后发劣势,而在技术开发中处于后发优
势。市场上的劣势使利润降低,工人的报酬也跟着降低。另一方面,后发优势减
低了成本缩短了时间。因此当国家的生产能力(可以不包括服务业。服务业在后
一节讨论)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程度后,平均生活却有可能还没有达到生产利
润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因此产量或产能还可以继续发展,用更多更新的产品占领
国际市场,并成为后来居上的新兴强国。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超越当时的制造业
大国英国时就是如此。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总产值成为全球第一时,美国的平均生
活水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并还在从国外大量进口廉价苦力;后来又实行泰勒
的血汗工资制。这种高强度的剥削保证了美国继续发展的动力。上个世纪二、三
十年代的大萧条是由制造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典型的过剩型危机。直到冷战后与
苏联竞争军备、科技和福利时,美国才开始走进利润危机。通过转嫁危机和开发
亚洲新市场实行经济全球化,美国的利润危机没有立即导致长期衰退,而是缓慢
地发展直到引发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这个理论上的后发优势可以被现实中的经济政策所破坏。这样的例子有前苏联和
日本。苏联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竞赛”制度的优越性,不顾经济实力抬高社会
福利而在人均产值不高时就过早进入利润危机。日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
曾在三十年里获得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急于脱亚入欧实行产值与消费的倍
增计划,结果在国际市场饱和后提前进入利润危机,结束了以前的高速发展并经
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后发国家要牢牢记取这些教训,经得起发达国家的心
理挑逗和恶意攻击,不能为虚荣而与它们争一日之长,从而失去后发优势,永远
落在别人的后面。要牢牢把握人均产值而不是产值,以此为前提来比较生活条件、
社会福利和人权标准。
本人在以前的文章中就指出如果从产品而不是产品的美元价格来看,中国的制造
业产值可能超过美国。最近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杰夫·雅各比以“2005
年不变美元”进行衡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
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因此,即便在后发劣势的限制下,中国的产业仍然具有强大
的竞争力争取更大的市场,并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需要提醒
的是中国的人均制造业产值还远低于美国等国家。不能因总量提高而忘乎所以实
行收入上的大跃进,从而窒息现有的利润空间而提前进入利润危机。社会主义中
国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排除各种噪音占据道德高地,因为一个企业国家的政府有比
西方得不到多数人承认的寄生政府有更大的合法性;在人均产值相同时,中国的
人权状态不比美国差。
本文后面将会提到中国 2010 年的人均产值只相当于美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购
买力。比比那时大量使用苦力的美国吧。就是选举权也只属于白人中的少数男性。
美国从来没能证明它的人权状态能超越人均产值的限制。这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
就知道。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后,美国还长期以奴隶为主要
劳动力。然而中国在相同人均产值下的人权状态却超过了美国和欧洲。作为人权
指标的最低底线是一个国家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口比例和遭到人身伤害的人口比
例。中国的这些人口比例都要比美国低许多。这就是一个制度最有说服力的人权
证明。
十、大国悲情
最早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主要是欧洲中等大小的国家。后来居上的美国虽然是一
个地理上的大国,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成为第一经济大国时的人口只有六千二
百万,只比当时四千万人口的法国多一半左右。而另一个地理大国加拿大的总人
口在 2010 年只有三千三百六十一万,还不到阿尔及尼亚的人口总数。今天,世
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也都是中小国家,例如 2009 年世界上三个人均产值十
万美元以上的国家都是欧洲世袭制的袖珍君主国:摩纳哥公国、列支敦士登公国
和卢森堡大公国。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各不相同,其中摩纳哥公国主要靠旅游业
收入;盧森堡大公国的經濟過去以工業為主,現在則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
而列支敦士登公国却是一个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国家。其它高于美国的国家根据人
均产值由大到小有百慕大$88,774,挪威$79,000,卡塔尔酋長国$69,754 和
瑞士$63,629。对于喜欢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西式民主的程度划等号的人,
简单介绍一下列支敦士登公国是有意义的。
根据维基百科,列支敦士登公国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與歐洲其他僅具象徵意義
卻沒有政治實權的王室不同,列支敦斯登的王族擁有相當大的實際權力。該國的
元首稱為大公(Prince),現任元首漢斯-亞當二世是在 1989 年時由他逝世的父
親佛蘭茲·約瑟夫二世手上繼承國家的統治權,並已在 2003 年 8 月 15 日時對外
宣布,他將在短期內退位,將國家大權轉由他的兒子、王儲亚洛伊繼承。2004
年 8 月 15 日亚当二世正式任命王储亚洛伊王子为国王代理,接管政府事务。在
2003 年 3 月 16 日舉行的一場全民公投中,現任元首漢斯-亞當二世以投票不通
過他就要舉家遷移到奧地利居住作為要脅,得到國內大部分人民的同意通過一項
進一步擴張列支敦斯登王權的法案(通過比例 64.3%)。此法案授權賦予統治者
必要時得以解散國會,以及擁有國家人事與法案最後通過權的至高力量,相對於
大部分只是形式上有王權的君主立憲國家,列支敦斯登是非常少見的特例。
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君主国的民主程度毫无疑问远远低于美国。但它在
2009 年的人均产值是$134,392,几乎是美国$45,989 的三倍。雖然这個小國缺
乏天然資源,但列支敦斯登的經濟在二次大戰之後奋起直追,從一個以農業為主
的山區小國發展成世界上最高度產業化的富有國家之一,并且是少数世界上人均
公司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這種均富的狀態造就了該國極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幾乎可
以忽略的犯罪率。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列支敦斯登只有不到 2%的勞動力致力於農
業生産。列支敦斯登主要的製造業包括機械、纺织、制葯、食品產品、金屬製品、
精密儀器、家具、假牙和陶瓷。雖然 2002 年以來列支敦斯登的失業率成倍增長,
但比較起周遭國家其失業率仍算很低,在 2004 年第三季時,其失業率僅為 2.2%。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一个传统的君主国家发展成君主制的现代工业国家没有产
生西方“民主”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罪恶,难道是偶然的吗?
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四个人均产值次高的国家也都不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
家。根据维基百科,以金融业和旅游业为主的百慕大只是英国的一个自治殖民地。
总督由英国女王任命;总理由议会产生;国防由英国承担。瑞士和挪威都是国有
资产和收入占很大比例的国家。以金融业闻名的瑞士拥有国家银行、邮电和大部
分铁路等资产。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俄国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挪威,政府
控制主要的经济领域如石油工业。阿拉伯产油国卡塔尔则是个世袭的酋長国,国
家元首兼任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并禁止任何政党活动。这个国家拥有很高的生活
水准,并有许多提供给國民的社会福利,例如免費醫療。由於沒有所得稅,卡塔
尔是全世界主权独立国家中两个税收最少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同样是君主国巴林
王国。
对于一个以现代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达到很高的人均产值需要有巨大的市
场。由于市场的有限和竞争的剧烈,一个人口大国想发展成人均产值很高的经济
强国要比一个小国困难得多,因为所需的市场更大。更何况新兴国家的产品是在
严酷的竞争中不断取代发达国家的现有产品,而不是像发达国家兴起时那样主要
是填补市场空间。同时后发的大国还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垄断的市
场上,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价格通常被严重低估。这就是说若人均产值相同,后发
国家所需要的人均市场更大于原先的发达国家。人口大国的人均产值比小国难以
提高这种情况在本文中就叫作大国悲情。今天地球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严重消耗、
浪费和破坏更突出了大国悲情对发展中人口大国的阻尼作用。地球上的现有资源
无法保障印度、中国和俄国这些人口大国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人均工业产
值,除非西方国家的经济严重衰退。
可见后发的人口大国想提高国家的实力从而能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就不能重走
西方国家的老路,靠对私有企业的征税来提高国力。当人均产值远低于发达国家
时,征收高税会引起社会不满,而收低税则难以迅速提高国家实力。尤其是人均
产值不高时,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影响社会稳定。即
便如此,收入高的少数人仍然觉得比发达国家差得太远而不能满足。而社会腐败
也更加容易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要克服大国悲情带来的困难,发展中的人口
大国尤其需要利用国家企业的强大竞争力量,全力开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让更
多的利润直接流入国库而不是企业主的口袋,保证提高技术和扩大生产的资金来
源,同时避免无限制的两极分化。一亿多人口的前苏联和近三十年的中国都证实
了企业国家强大的经济动力。转型后的俄国不可能再现过去的奇迹,即便从休克
中完全恢复后也不可能。这是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私有企业能充分享受发
达国家赏赐的后发劣势,却可能缺乏实力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同样的道理,高度
私有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将在漫长的岁月里蹒跚而行,即便它的勃勃雄心一次次
地在西方国家的巨大期望中鼓胀起来。而西方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市场扶持印度这
样的人口大国。
十一、服务业—发展经济的终点站
大国悲情同样会影响已经发达起来的人口大国。现超过三亿人口的美国早就失去
了产业动力,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容下十四万多亿的美国产业制品,
也没有那么多的能源或资源供美国生产这么多的工业品。换句话说,美国的产业
经济已经达到了前面说过的上限而进入了利润危机阶段。为了保持人均产值的增
长,美国经济不得不转向无制品市场,即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市场,并不断提高
服务价格。目前,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不及两万亿美元,只占总产值的 12%左右。
而服务业产值高达 70%。
假定美国生产总值 C 的平均增长率是 r ,其中 12%的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是 a,
非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是 b。制造业的增长与非制造业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下式来表示:
0.12 (1 + a ) C + 0.88 ( 1 + b ) C = (1 + r) C

b = [ 1 + r – 0.12 ( 1 + a ) ] / 0.88 – 1

b = (r – 0.12a) / 0.88
当制造业不增长时,a = 0。如果美国长年平均 GDP 的增长率是 r = 3%,这时非
制造业的增长率是 b = 0.034。这就是说当美国非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超过 3.4%
时,就有 a < 0,美国制造业处在衰退中。反之则反之。这个例子对所有国家的
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平衡关系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服务业的迅速
发展并不值得羡慕,更不值得盲目模仿,因为是以制造业的衰退为前提的。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服务业比重的迅速增加不是什么好事,更不是生产方式
的进步,而是制造业走向利润危机终点时的必然现象,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走
向终点时的最后一站。后面一节还将指出美国服务业产值中还包括许多垃圾和水
分。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不断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创造国际市场上
的品牌产品,而不是在制造业还有发展潜力的情况下,盲目效仿西方国家把主要
精力放在发展服务业上。
无制品的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产生可供储存和转移的使用价值。除了
资本输出、国际运输、国外零售和零星的出国服务等外,以及一些外国学生来美
国学习或外国病人来美国看病等少量的上门需求,服务业多以本国的公民和公司
为服务对象。这样的市场限制使服务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持久而迅速地发展。尤
其是在高度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昂贵的服务业也只是提高少数富人的生活
质量和奢侈程度,美国的普通人可能连医疗保险都买不起,官司都打不起,更别
说享受从名牌私校到豪华旅游等各种高级服务。因此在最后几十年中,随之美国
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名目的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福利持续减少,普通人的生活
水平持续下降。靠借钱维持的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超前消费和虚假繁荣终究不能持
久,从而在房贷危机爆发后,许多人不得不回到真实的赤贫中,更别说享受高级
服务。即便美国在几年前收紧了个人破产的条件,仍然有破纪录的人数不断申请
破产保护。
然而以本国为主要市场的服务业和其它行业却有一个奇异功能:可以使以本国货
币计量的生产总值如 GDP 自我拔高,或者说是虚拟化。比如利用“涨价—涨薪—
再涨价—再涨薪”的螺旋规则来提高生产总值。这等于在美元贬值的同时增加报
酬,例如使原来只需十美元就能买到的服务涨价到二十美元。最后相当于改变美
元的单位,使十美元变成二十美元。随着美元贬值物价上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即便在每年生产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因物价上涨而上升。这正是美国经济陷入越战
后的实际情况。在最后 40 年里,黄金从每盎司$35 涨到$1500,也就是涨了近 43
倍,每年涨价9.86 % (43开40次方后减去1 )。换算成美元贬值是0.0986 / 1.0986
= 0.09,即每年贬值 9 %左右。实际贬值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黄金需求也在增
加,因此黄金价格也会因需求增加而增加。如果在每年的黄金产量外,黄金价格
因需求增加而每年增加 5 % (这超过全球总产值 GDP 的平均增长率,应该是足够
大的),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涨价是大约 4.86 %,相当于美元每年贬值 4.6 %。
如果美国 GDP 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 3 %左右,那么在过去四十年里随着制造业的
衰退和服务业的增长,按黄金或黄金美元计算的 GDP 平均每年下降 1.6 %左右。
如果这样的计算是合理的话,美国表面上的总产值增长正是被货币贬值吹起来
的,而实际上的衰退恰恰反映了制造业的衰退。前面说过,用“涨价—涨薪—再
涨价—再涨薪”的螺旋规则来提高生产总值是有风险的,因为会加速利润危机的
到来。日本的倍增计划就是一个例子。美国靠超前消费为继的过饱和经济在消费
泡沫爆破后出现的顽固性危机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例子。同时,货币的持续贬值还
会影响国际货币的声誉。这也是“涨价—涨薪—再涨价—再涨薪”这一螺旋规则
不能无限使用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走到终点站的美国经济要在短期内恢复到
危机前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治疗利润危机的唯一处方—以货币贬值来抬升物价并
恢复利润—早已在危机爆发前就因贪图眼前利益而差不多被用到了极限。所以在
新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了令人头痛的滞涨阶段。
服务业还有助于社会拉大贫富差异。在美国的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年代里,美国的
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享受服务不同于物质消费,因为对享受型服务的需求是近
乎无限的。穷人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按摩院。中产阶级可能每年去一次。富有阶
级则想至少每月或每周消受一次。更有钱的人可以天天享用,或干脆请进家门长
期专雇。于是一方面,有钱人希望获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服务而加重剥削。
另一方面,穷人可以通过提供服务解决失业和贫困的问题。许多服务业投资小技
术要求低,有的甚至同皮包公司差不多,如各种金融、保险产品的推销员和房地
产的经纪人等。这些服务业的报酬一般不高,但对穷人来说容易起步。于是,在
公正的社会里本来可以有饭吃的人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需要为富有阶级,包
括雇主,提供额外的工作或服务才能生存。而富有阶级因有低收入的服务业解决
失业问题而更心安理得地剥削工人,甚至把享受更多的服务当作是为帮助穷人解
决失业问题作出贡献。
造成财富再分配的服务业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国民交税能力的减弱。从长远来
看,国家的税收能力是与创造财富的总量成正比,而不是同不能储存和转移使用
价值的服务成正比。甚至相反,由于服务业的产值来自部分国民的口袋,这些富
人们在享受名目日益增多的昂贵服务后,就会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增税计划。服
务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越大产值越高,国家的纳税潜力就可能越低。而拥有实
物财产的人可能比仅仅享受服务的人更乐意交税。尽管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人均
产值会继续增高,国家的实力却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真
实情况。在制造业兴盛的年代里,美国的最高税率超过 90%。现在美国的税率上
限不断下降;在贫富间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税率差异却不断缩小。早就
有学者指出美国富人以减税促进经济的借口从来没有得到证实。确实在美国对富
人减税后,美国的经济仍然一天不如一天。税收减少和实力衰退迫使美国不得不
靠借债度日。有人幻想美国的先进科技能够拯救美国,事实上,美国科技领先世
界的局面正在迅速改变。
十二、垃圾产值与非对称贬值
1、美国 GDP 中的水分
前面的分析指出美国利用美元是国际货币的优势,通过“涨价—涨薪—再涨价—
再涨薪”螺旋规则自我拔高以美元计价的产值,从而使虚拟化的产值与用黄金美
元量度的产值不相一致。几十年来,在美国大多数制造业外迁后,美国以膨大剂
催生的总产值、人均产值和消费总数都在奇迹般地增长,但同时美国的社会福利
和税率以及平均生活水准却在持续下降,而国债却不断增加。这些事实证实了上
述结论。
尤其是这几年里,美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大量的人口失业,大量的私人住房
被没收,大量的个人申请破产,社会福利不断削减,学费不断提高,医疗保险不
断上涨,领食物券的队伍越来越长。虽然有很高的医疗开支,美国的人均寿命却
不比其它发达国家高,许多人仍然看不起病。以生存为目的的刑事犯罪率也一直
很高。但美国虚拟产值泡沫的膨胀依然故我。在其它出版物中,经通货膨胀或购
买力订正后的数据仍然表明美国的产值和人均产值依然以较大的速度增长是不
能被事实证明的。这是因为在这些订正中所采用的通货膨胀率被低估了。即便不
以黄金作参照物,美国的房地产在 40 年里也至少涨了 10 倍,即每年涨了至少
5.9 %。这相当于每年美元贬值 5.6 %。这个数字甚至高于前面用黄金美元计算
的结果。
1、 美国 GDP 中的水分
美国的虚拟产值中不仅有泡沫而且有水分。人们常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其实是
国内生产毛额。一个毛字大有文章,却被许多作者和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所谓毛额(gross)就是包括成本在内的营业额(revenue)。它不同于利润(profit)
或经营中增加的附加值。即便一个商店的经营是亏本的,它的营业额永远是正的,
因此计入 GDP 中的产值也是正的。美国的生产毛额还是按消费而不是按产品,包
括服务业产品,来计算的。由于消费者可以通过批发、转售和零售等各种渠道获
得消费品,而非批发的商品也常用于转售和零售,因此在实际统计中,终端消费
和中途转售往往难以区分。如果将一批物品从批发、转售到分售和零售过程中某
些环节的营业额累积起来,必然产生成本方面的重复计算,甚至是多次重复。
这样的重复计算同样存在于二、三手货(包括房子和汽车等)的转售中。尤其是最
近美国银行为了出售被没收的住房,过一段时间就把滞销太久的房地产买回来包
装一下重新上市,以免不断被时间贬值。每次的买卖都变成了 GDP。一个商品最
后卖到消费者手上时,它被记入 GDP 中的毛额可能是自身价值的几倍。不仅服务
业中的重复销售可以产生产值的重复计算,销售过程中的检验、包装、储存、装
卸和运输等服务也会夸大实际产值。因为所有这些服务成本和附加值都被加在了
下一次的转售或零售价格中,但它们又被所有这些服务部门单独报告给 GDP 的统
计部门并被再次加到 GDP 中。在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国家,由于销售环节十分复
杂,生产毛额(GDP)可以比生产的实际产值大很多。商业和服务业越发达,销售
环节就越复杂,用 GDP 来代表实际产值时所含的水分也就越多。
除了这些水分外还有直接注水的情况,尤其是在经济数据不乐观的情况下。例如
最近哈佛教授在华尔街日报上的 “美国经济比你想的还要糟糕” 一文中指出:
“今年 [2011 年]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率从去年四季度的 3.1 %下降到仅为 1.8 %
的水平。这样的降幅还是低估了衰退的程度。在这 1.8%的增量中,三分之二是
企业库存,而不是消费者或其他最终买家的消费额。这意味着,折合年率计算,
最终销售增长率仅为 0.6 %,实际季度增长率仅为 0.15 % ”。正如报导中所说
的理由,正常情况下现有库存是不应当算在 GDP 中的,否则 GDP 可以任意增长。
这就是一个用改变统计方式来潺水的实例。另外,美国 2007 年 11 月开始的经济
衰退居然是在一年后被“回顾”出来的。原来增长的数据就是注水数据,一年后
才大幅调整变成衰退。其实当时的衰退已经可以感觉到。我在这之前就在博文中
指出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衰退。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季度增长是怎样被换算成“年增长”的,就是简
单地把季度增长乘以 4。这种算法是不对的,因为年增长不是季增长的简单相加。
如果该季度增长是同比,即与前一年的相同月份相比,那么每个季度都增长
0.15 %的话,年增长也是 0.15 %。如果用 A 和 B 表示季度产值,a 和 b 表示增量。
由于
(a + b) / (A + B) < a / A + b / B ,
年增长小于季度增长之和,并处于最小和最大季增长之间,即当 a / A < b / B
时,有
a / A < (a + b) / (A + B) < b / B
由此可见当每个季度增长相同时,年增长与季增长相同。如果是环比,即与前一
个月相比,结果也是一样。如果每个季度比前一季度增长 0.15 %,年增长也是
0.15 %。否则就是介于最小增长与最大增长之间,根本不存在乘以 4 的逻辑。因
此把季度增长乘以 4 换成年增长严重夸大了实际上的增长率。自从经济衰退以
来,美国公共媒体上的季度 GDP 数据几乎都被换算成年增长,显然是为了夸大经
济复苏。
垃圾产值与非对称贬值
1、美国 GDP 中的水分
2、垃圾 GDP
如果把没有接受教育和保健服务的自然人除外,一个国家的社会总财富可以看作
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品、人的生产素质和国际货币。为什么不包括仅
能用于国内市场的货币,因为它在国内交易中只是代表价格的中介物,而不能在
简单交换中增加一国的总财富。而国际货币则不同,它能使境外财富转移到境内。
因此对于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来说,它的国内货币也包括在总财富之中。可见国际
货币的地位有多重要,是兵家的必争之地。由教育和保健作用而提高的人的素质
部分是劳动和物质交换而产生的附加值,因此也可以被算作经济学上的社会财
富,并可在许多服务性行业中直接转化成产值。虽然国内货币不能在简单交换中
增加财富,但可以“购买”服务,并通过服务创造新的产值。由于货币是启动服
务业创造产值的重要条件,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鼓励通过两极分化或增
发货币的手段造成货币在部分人手中的积累,从而能够购买更大规模的服务并创
造更多的产值。
不少服务业,尤其是少数人的享受型和挥霍型的服务,不都是用于提高人和物的
品质。当公司老板征聘新的职工时,会根据他们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职业道
德和健康状态来支付薪酬,甚至会为他们支付额外的夜校学费,而不会因为他们
每晚去夜总会寻欢作乐而增加他们的工资。也就是说过度的寻欢作乐不增加人的
素质和以这种素质为代表的社会财富。然而,人们寻欢作乐的一切消费都同样被
记入生产总值中。这类不生产社会财富的服务既不增加人或社会的硬实力也不增
加软实力,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种无聊服务。不难想象,社会道德越开放,也就是
美国人说的越自由,无聊产业就越发达,所创造的产值也越高。无聊产值还会随
贫富差异的扩大而扩大,因为有更多的穷人被迫为富人提供无聊服务。这些无聊
产业也是一种膨大剂,除了以挥霍的形式增大 GDP 外,并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
无聊服务对 GDP 的贡献还取决于社会的商品化程度。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一
个富人用收入的一半养家糊口并用三成收入赡养几个情人或二奶。在过去,没人
认为被赡养的人会因此生产 GDP。但是在一切都被商品化的社会里,经济学家也
可以认为情人和二奶们是在从事一项服务业,为富人们提供从生理到感情的个人
服务,因此也可记入 GDP 中。这样一来,这位富人对 GDP 的贡献就凭空长出收入
的 30 %。这不是笑话。在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许多低级趣味的娱乐和色
情行业及其变相的色情行业实际上就是这类领了执照合法开张的服务业。大大小
小的拉斯维加斯赌城或赌场更为它们增添了现代文明的迷离色彩。由人的激情和
欲念产生的荷尔蒙驱动着各种无聊服务在灯红酒绿的艳舞与梦幻中创造出巨大
的营业额。
甚至家庭妇女也可以每年上报 W-2 表,将丈夫的家庭开支记入妻子的工作收入。
只是为了减少交税,一般人不会这么做。但是到了离婚法庭上,妻子们就会声泪
俱下地控诉丈夫们以妾身为奴,向他们索要婚后的家务报酬和其它各种服务报
酬。而索赔的数额之高常令白领女士为之动容,感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
不如离得好。一旦法庭判准,这家务报酬和抚养费就在法理上成了妻子们的产值。
国家也将为此产值征收所得税,并将此税收和妻子们分付的律师费与法庭费等一
道记入 GDP 中。妻子们的家庭服务固然不是无聊的,但由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所创
造的这样的经济成果实在很无聊。
除了无聊服务外,大多数法庭诉讼、竞选开支(由于美国 GDP 是按消费计算的,
消费性开支也被算在 GDP 中) 等也不创造社会财富。这些服务看起来是必须的,
但却是高犯罪社会和不平等竞争带来的巨大开支。这类服务也不增加社会财富和
软实力,相反是消耗已有的社会财富,因此被称为消耗性服务。有意思的是消耗
性服务同样可以推高 GDP。美国有比世界平均多六倍的人口比例坐牢,还有更多
的人是狱外服刑、保释或被迫进行精神病治疗,因此犯罪率远远高于其它国家。
于是由刑事侦察、审讯、辩护和处罚等一系列社会服务催生出巨大的 GDP。与高
犯罪率相对应的是巨量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由此产生的消耗性服务及其产值
也是巨大的。而美国在大选中各方所花费的竞选经费早已需要用亿元为单位来计
算,使竞选变成各资本集团之间的财力竞争。由此创造的消耗性产值无助于人民
选出更好的领导人。
需要指出的是私有制国家的政府是不从事生产的皮包政府。皮包政府的开支也记
在 GDP 中。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的 787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就
相当于 GDP 中的 5 个多百分点。其中,2010 年花费的 4000 多亿所占的比率与该
年 2.9%的 GDP 增长率差不多。政府开支的很大部分是支付职员的薪资。这些薪
资用于消费时又被重复计算了一遍。在各种政府开支中,军费开支占很大比例。
发达国家的军费主要用于不断加强进攻力量,而不是为了防御。这无疑会引发其
它国家的军备竞赛,并造成恶性循环不断扩大军费开支。而美国还要维持几百个
海外军事基地,承担许多国家的防务。庞大的军费开支是霸权政策造成的。虽然
这些军备力量经常被看成是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但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今
天,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通过外交来解决,军事力量能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少甚至
得不偿失。二战后美国最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紧接着发生在消耗性战争之后,如越
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这些消耗性开支在美国的 GDP 中占很大的比重。
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像美国这样标榜自由的社会里,政府将本该承担的许多责
任交给了私人企业,并且主要是服务业。人民为了保障家庭生活应付各种生活中
的意外,不得不制定种种计划,如子女上大学、生病、事故和退休等财务计划。
因此不得不购买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险和借贷各种贷款。这类服务占家庭开支的很
大部分,也为美国的服务业总值增加了很大的比例。而在社会福利健全的社会里,
许多这样的服务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类服务就叫作补偿性服务。随着美国的
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和退休基金不断被掏空,人们所需的补偿性服务和因此产生的
服务产值也将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最近,美国虽然通过了医疗
保险计划,但这不是国家为人民承担医疗保险,而是促使和帮助人民购买保险。
美国政府正是想在经济不振的时期以此来促进补偿性服务业的发展并催生更多
的产值。
当制造业日益萎缩后,只占美国总产值中十几个百分点的制造业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没能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兴风作浪,导致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经济危机。正
当许多人沉浸在资本主义胜利的幻想中时,新的危机把他们从历史的终点拉回到
新的起点。同制造业一样,无制品的服务业也会造成服务过剩并导致过剩性危机。
2001 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 7 年后的金融危机就是制造业衰退后由网络和金融
服务过剩造成或触发的经济危机。由于今天美国的服务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
比例相当于制造业在最兴盛时所占的比例,眼下的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可
以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相比。所不同的是大萧条是过剩性危机造成的,
因此有不治而愈的特征。而今次的危机却是利润危机,必须通过痛苦的社会调整
才能度过;因膨胀过度而臃肿的美国只能坐在债务的轮椅上,难以再次走向大萧
条后的繁荣和强盛。
上述这些计算水分、无聊服务、消化性服务、补偿性服务和过剩性服务等构成服
务业产值的很大部分。它们虽然是社会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但不能增加国家的
硬实力或软实力,也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素质。它们中的很大部分是制度缺陷
造成的。贫富差别越宽、社会福利越差、社会越不公正、失业率越高、犯罪率越
大、离婚越频繁、子女越不孝顺、社会越腐败、违约越普遍、个人和企业破产越
多、色情行业越发达、官司越经常、竞选越不公平、国际政策越霸道,这类产值
就越高。这里不妨把这些服务业产值叫作垃圾产值。由于服务业中的良性产值,
如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娱乐场所等并没有增加多少,几十年来美国服务业产值
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靠垃圾产值的增长。
众所周知,一辆驾驶多年的轿车通常比一辆新车需要更多的维修保养;一个有病
的老人通常比一个年青的健康人更经常去医院检查看病。也就是说,旧车比新车,
病人比健康人需要更多的服务,也因此能创造更多的服务业产值。同样的道理,
社会的毛病越多,服务业产值反而越高。而且用以医治社会疾病的花销很难被节
省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每个成年妇女每个星期都要买一瓶胡椒水来对付街道上
的性骚扰,这个国家的胡椒水消费创造的产值就会很高,许多废弃的土地面积会
被开垦出来种植胡椒。但这个国家不会因胡椒水在 GDP 中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而更
加强大,相反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例子太夸张。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 年 6 月 11 日的
报道,澳大利亚全国学生联合会对大学女生展开的调查显示,每六个女生当中,
就有一个曾经遭人强奸。曾经遭性侵犯或性骚扰者的数目就更多了。例如 67%的
调查回应者曾经有过一些她们不想要的性经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在另一个民
主国家印度,有一个被誉为“强奸之都”的首都新德里,平均每 18 小时就有一
名女子被强奸,每 14 小时就有一名女性遭到性骚扰。联合国的最新调查显示,
新德里有 85 % 的女性会担心受到性骚扰。由于垃圾产值同样可以催胀一个国家
的 GDP,一个国家产值和人均产值,尤其是服务业产值,的高低不一定反映国家
的强弱,还要看有多少膨大剂在起作用以及垃圾产值所占的比重。
垃圾产值与非对称贬值
1、美国 GDP 中的水分
2、垃圾 GDP
3、非对称贬值
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在于 GDP 的大小,而在于国家经济的利润率。许多人相信美国
还会强大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的 GDP 和人均 GDP 很大,还有很强的科技创新实
力。当服务业产值中存在大量的垃圾产值时,以消费,尤其是占主要比重的服务
消费来衡量一国的产值首先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开支程度,而不是生产能力,更
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每一位家庭主妇都清楚地知道当开支不是用来创造财富
时,开支程度就是破费程度和损耗程度,它所增加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由于垃
圾 GDP 与国家的强弱是反相关的,当垃圾 GDP 足够大时,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生
活水平可以与 GDP 成反比,而债务却与 GDP 成正比。美国 GDP 年年增长,国力却
不断衰退,生活也在下降,唯有债台越筑越高。利比亚战争后,更是拱手让欧洲
主导世界。二战后的欧洲恐怕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在美国面前扬眉吐气。这一切
都说明美国的垃圾 GDP 已经很大了。
以开支来计算的美国 GDP 早就成了美国的经济和生存负担,而不是什么生产能
力;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借债。这就是说,美国庞大的 GDP 事实上是美国巨大的社
会包袱在经济上的反映。坐在垃圾堆上的美国将不得不每年消耗巨大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来医治高度的两极分化、权力等级和贪得无厌带来的各种弊病,弥合国
家、阶级、种族、集团、家庭和财产冲突所造成的种种疮口,并因此维持庞大的
国家机器、政府机构和军事力量,这就像一个败落的家庭每年必须拨出巨大的财
力来装修破旧的庄园和支付老人的医疗费用一样,并因此为 GDP 贡献出巨大的份
额。几十年来,美国各大城市很少增添重要的公共设施。而各地政府每年庞大的
基建开支基本用于修理破旧的城市、公路和桥梁。虽然美国的共和党人天天都在
喊着小政府,小政府,可是美国的政府和国家机器愈来愈大,越来越多的军队被
用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除了社会福利和福利部门,美国政府的哪个部分可以
精简?共和党精简政府和福利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扩大军备而已。所谓的小政府实
际上是小福利大军火。
不创造新财富的产值,包括垃圾产值,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总量,而不是
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为了保障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流通资金,通常需要按经济活
动的总量来发行货币。由于美国的大部分产值是服务业创造的,为了保证物价稳
定,大部分美元货币必须用以购买服务,而不能用于购买制造业生产的实物。否
则,就会因消费的不平衡造成美元在实物交易中的流通过剩,并由此产生 Normal
0 7.8 磅 0 2 货币在实物交易中的非对称贬值。这种现象与因各种原因造成的
抢购会抬高抢购商品的价格是一个道理,也是由某种商品交易中的流通增大而造
成高密度流通领域的相对贬值。也就是说非对称贬值是非对称流通的结果。这与
价格垄断造成某些商品的物价上涨不一样。反过来在流通密度减低的领域会发生
非对称增值。由于许多服务性消费不像实物消费那么重要,并且受时间因素的影
响较大,服务业市场的波动也会很大,实物市场上非对称的价格波动经常发生。
只是服务业过于发达的国家可能存在因服务业波动引起的非对称贬值很少被人
注意到。
在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家还经常用垄断手段故意制造非对称贬值
并从中牟取暴利。在制造业衰退工业贷款减少后,美国银行为了获取投资利息将
更多的贷款直接转向消费者。美国家庭的最大消费是房租。于是美国银行首先瞄
准了租房市场。狡猾的银行家们是不会自己买房来租给别人,而是借钱给别人买
房来租给自己。于是他们降低房贷条件,把贷款严格控制在房贷中,以免流向普
通市场造成全面的通货膨胀。结果使得跨世纪的美国房地产领域流通过剩,房屋
贷款非对称贬值和房价大涨。与此同时,其它商品依然物价稳定。这不能不说是
美国资本家精心策划的计划经济所创造的一个奇迹—流通隔离。空前的房地产繁
荣虽然创造了巨大的 GDP,但这其中很大部分不过是由财富转移造成的。房地产
的买卖本身不创造新的房地产。而非对称的房地产增值也只是非对称流通造成
的,因此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果然。由于挣扎在利润危机下的有限的制造业无法
支持服务业和金融业造成的大规模的财富转移,房地产泡沫最终破裂,并因银行
破产引发了 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
这种非对称贬值对海外美元的影响尤其重要,因为美国的服务业多数不能出口到
国外。这种交易障碍或消费障碍便形成了自然的流通隔离,在国际市场上增加实
物交易的货币流通,并因此不断提高实物的价格。而资本家为了本国的利益,还
会有意向国外输出流通,把通胀压力转移到国外。服务业产值占 70 %的美国在
全球化开始后大量输出资本扩大进口,一方面造成国际市场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使美国除房地产以外的物价长期保持稳定。这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
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小阳春的原因。新世纪爆发的金融危机
以来,美国人开始储蓄,不必要的服务被节省了下来,尤其是许多尔虞我诈的金
融服务失去了市场。于是,生活费用主要流向必不可少的日用品和食品消费,从
而使这些商品得价格几乎涨了一倍,远高出其它商品的涨幅。为了减轻通货膨胀,
美国又不得不加大流通输出,让增发的货币流向国外;同时利用股市吸收多余的
流通量,造成美国股市在经济萧条下屡屡攀登新高峰的奇迹。一些国家由于外资
和热钱的大量涌入而引起普遍的通货膨胀 Normal 0 7.8 磅 0 2 和房地产泡沫,
甚至造成同样的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超出国际市场的古怪现象。
许多人羡慕西方国家的强大,却不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强大的奥秘。回顾这些国家
致富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们在有限财富下致富的途径就是设法造成财富的非对称
集中,或者叫作两极分化。这与社会主义国家致富的原理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是
国内的两极分化产生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有限,极富的人总是极少数。资产阶
级的自由和专制是保障这些分化的必要手段。至于认选式民主不过是保证国家权
力永远落在富有阶级的手中。财富的集中可以使富有阶级将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张
到国外,让殖民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宗主国。这时,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就
是国际分化的保卫者。在人类能够分化其它星球之前,分化地球,从南极到北极,
仍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置换的战略方向。只是在炮舰政策
受到越来越多限制的世界上,经济和金融手段,如经济全球化和转嫁危机等,便
成了再次分化世界的替补手段。非对称贬值正是这类分化世界的金融手段之一。
为了抵御非对称贬值对本国造成可能的伤害,其它国家必须了解金融战争的特点
和规律,建立起必要的金融国防。中国目前的做法是顺势增加人民的工资,分散
企业手中的流通量,并提高银行利息。这样就可以利用中国人储蓄高的特点,使
更多的流通回到银行。
在正常情况下,消费的不平衡以及造成的非对称贬值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市场调整
来建立新的平衡,例如当实物市场的流通增大时,可以扩大制造业生产。同时,
服务业会因需求减少而削弱,使部分职工转向制造业。但是在制造业存在利润危
机的条件下,利润太小或没有利润的制造业无法立即在有充分盈利的前提下增加
产量。这时,市场调节无法消除实物市场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在货币发行正
常时实物的选择性通货膨胀这种异常现象,就成了利润危机下市场调整的唯一结
果或“正常”结果。当实物市场的通货膨胀同时影响原材料时,通货膨胀无助于
增加利润消除利润危机。与此同时服务业的收缩却无法使更多的人回到制造业,
其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加重和失业率上升。这个例子所揭示的经济特征是深刻的。
它说明被经济学家捧为万应灵丹的市场调整不是万能的,也不总是可以预测的,
更不会总是良性的。目前,美国利润危机下出现的两极分化和高失业率正是这种
市场调整失灵的反映。
十三、资本主义实验田
下图是互联网公布的美国 1871 年到 2009 年的人均产值。纵坐标的单位已被换算
成 2005 年的美元。
中国 2005 年的人均产值是$1703, 相当于美国建国初时的水平;到 2010 年的人
均产值也只有$4283。从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到现在中国也只能与美国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相比。那时的美国正在大量使用黑人和外国人作苦力,并还在为兼并土地
而大肆屠杀印第安人。黑人虽在名义上获得了解放和选举权,但很快就被种族隔
离政策置于被合法歧视的地位上,其选举权也基本上名存实亡。美国不仅对黑人
如此,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和一系列“补充法案”。 就是选
举权也只属于白人中的少数男性。美国妇女直到 1920 年 8 月之后才获得联邦选
举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总产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第一。接着,美国
就发动美西战争,夺取了包括菲律宾和关岛在内的大片西班牙殖民地,并顺手牵
羊占领了夏威夷群岛。两年后,又加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二十世纪开始后,美
国又在私人企业中全面推行泰勒的血汗工资制,并血腥镇压工人反抗和社会主义
运动。
有人说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然而,美国从来没能证明它的人权状态能超越人均
产值的限制。这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就知道。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经济
水平远远落后的俄国,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后,美国南方还长期实行以奴隶为主要
劳力的资本主义奴隶制。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奴隶制被迫废除之后,美国的种族隔
离政策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直到发生大规模黑人反抗运动后才被迫放
弃。美国的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中差不多也是最差的。美国法律没有对妇女产假、
工人失业等明确的福利保护。这些福利是由私人公司自己确定,并时时会随着公
司的赢利和政府政策而改变。一些人均产值不比美国高的国家可以实行全民免费
医疗(如古巴,巴西、智利、朝鲜,俄罗斯,印度,瑞典、英国、利比亚、肯尼
亚、前苏联等)或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如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亚美尼亚、
阿根廷、马尔代夫、巴巴多斯、阿曼、厄瓜多尔、中非、加纳、加蓬、肯尼亚、
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苏里南、罗马尼亚、前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等),但美国却从来没有那种规模的免费福利,虽然有对低收入的部分医疗补偿,
而不是真正的免费医疗。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号称法治的文明国家美国从来没有废除过私刑。在内战前的
南方,废奴主义的支持者常是被执行私刑的目标,而在内战后,私刑是恐怖主义
的一种型式,用来威吓自由的黑人投票和取得政治力量。1873 年 4 月 13 日在路
易斯安那州的 Colfax,一次就處決了 280 名黑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
是私刑繁荣的时期,其中三 K 党的作用很大。根据塔斯提吉学院的记录,从 1882
年到 1968 年发生于美国的私刑处决案例有 4743 起,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就像
美国用私人武装屠杀印第安人一样,美国的私刑也是种族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因
此,虽然私刑在美国法律中应当算作谋杀,但却对其网开一面,并有意将它赋以
私法的名义而置其于公法之外。二战前美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也是被美国的私人武装和私刑镇压的。由此可见,所谓的私刑不过是美国国家机
器的组成部分或编外机构。这就不难理解 1918 年伊利诺州众议员德叶(Dyer)向
国会提出的《反私刑法》会受到南方保守派议员的阻挠而中断。甚至是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高潮也不能使《反私刑法》获得通过。直至 2005 年 6 月 13
日,美国參议院才对过去沒有通过《反私刑法》而道歉。
在西方控制的文化中,美国的社会制度被说成是连续的,即议会民主制。但这只
是一种政治制度。而社会制度应包括更基本的经济制度即生产方式。因此,至少
美国南方最初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奴隶制。这是在世界上主要
国家,包括俄国和原宗主国英国,全面废除奴隶制之后确立或继续的。虽然一些
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正式宣布废奴,但奴隶在这些国家早就不是主要劳动力。
因此,这些国家即便在废奴之前也不能算是奴隶制国家。例如法国,早在 1794
年就开始全国废奴,其范围涵盖所有殖民地,只是一些被英国占领的殖民地未能
实行。以致 1848 年进行了第二次废奴。那时法国的奴隶只是零星存在于一些殖
民地中,也不构成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没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之前的法国是一
个奴隶制国家。而美国则不一样。直到南北战争爆发,黑人奴隶一直是美国南方
农业州的主要劳动力。而那里的白人基本上不从事繁重的农活。奴隶没有人身自
由,只是奴隶主的财产,更别说有什么公民权。在美国宪法制定时,南方黑奴不
能算在人口比例中。即便到了后来收税时,黑奴也只算成五分之三的人口。白人
奴隶主的私刑可以处死黑奴或砍去他们的四肢。这是地地道道的奴隶制。北方虽
然是自由的,但必须保证南方奴隶制的存在,包括将出逃的奴隶遣送回去。在
1787 年费城制宪会议的讨论中,北方各州不同意南方各州在国会代表的比例上
把奴隶算进去。
也就是说,美国两百多年来经历过制度革命,而且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美国建
国后不到百年就爆发了四年全国内战推翻了南方的奴隶制实行了现代资本主义
制度。到了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已经废奴之后,还要通过战争来废奴实在是不可思
议的。除了自吹为民主的美国,十九世纪后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过和平或民主的手
段成功地废除了奴隶制。南美州的海地是在大规模奴隶起义后废奴的,但那是
1791 年,是美国引以为傲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通过的那年,比美国废奴早了七
十多年。今天,美国非但不以迟迟不愿废奴为耻,相反以当时白人多数的所谓民
意为理由为美国的奴隶制辩护。当其他国家,包括专制俄国废除奴隶制时,奴隶
所占人口的比率小于美国。但这些国家没有以“民意”为理由反对废奴。从这里,
我们再次看到美国民主的本质只是统治者用以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多数暴政,
包括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而美国自由的本质就是奴役的自由。还需要指出的是美
国废奴也是世界各国中最不彻底的。废奴后的美国黑人又被种族隔离了一百年,
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拥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然而中国在相同人均产值下的人权状态却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的人均产值
只有几十、几百美元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尽其所能地实行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
疗。中国那时的失业率也很低;犯罪率和坐牢率也远低于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虽
然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封锁和发生了文化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中国那时的工业
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西方国家的任何时期。没有历史学家敢于否定,任何
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在人均产值相同时的生活都要比那时的中国悲惨
许多。那时的中国人民在有关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也享用比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更多
的民主。
人的自然属性来自动物,即是动物性的。而人的一切非动物的社会品德和个人品
德来自道德教育。这就是说人的道德教育和以此形成的品德具有反动物和反自然
的特征,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抑制损人利己的贪婪本性。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来说,
这就是反自由的精神专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打破旧宗教对贪欲的限制
后利用人性的贪婪和自私对不设防的世界进行疯狂掠夺和奴役的结果。没有这些
掠夺和奴役就没有当初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其西方国家的今天。但在
今天觉醒的世界上,国家的发展不能再靠放纵个人的私欲来实现。一个有组织和
团结一致的国家比自私分化的国家表现出更强大的竞争力。苏联和中国的迅速发
展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心是西方国家最害怕的力
量。
在资源和空间有限的地球上,像中国和俄国那样的大国的发展必然与西方国家产
生利益冲突。除了中俄甘心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它们不可能像一些小国那样
自由发展。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超越其它国家的同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就会想方设法像当年搞垮苏联一样搞垮中国。它们所作的一切就是拆散中国的国
家资产和凝聚力,使中国重新沦为国民党时代充满利益冲突内斗不止的一盘散
沙。因此,它们一方面鼓吹私有制和自由经济,另一方面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
的旗号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思想专制。对
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来说,他们会把西式民主理解为在社会主义
的基础民主上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不是在资本家的企业里
遭受绝对的独裁统治。从来没有当过家的年青人相信只要实行了西方制度,面包
和牛奶就会从天上掉下来,过上美欧发达国家的生活,而不是在实行了西式民主
的第三世界国家里饱受战乱和饥饿的痛苦。
这些人不知道西方国家的私法专制,也不明白西方国家寄生政府与社会主义企业
国家的区别。这本来没什么奇怪,异质思维在任何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
西方国家的怂恿和支持下,这些年青人会制造社会动乱,影响国家和人民的正常
生活。对于这些只关心他们个人自由和利益的人来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仅无
效,而且可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反感。对待他们,就像治水一样要用大禹的疏通而
不是堵截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内开辟一片土地,比如就叫小美
国,让这些人去那里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君子成人之美。小美国的宪法就是美国
宪法,制度是资本主义多党制和两院议会制,总统靠选举产生。它的人均产值有
多高,就允许那里的资本家实行美国当时的一切法律和制度,包括各种私法和私
刑。为了对比,小美国必须同其它省市一样向国家交税。但国家可以给它一定的
税率优惠。小美国可以有独立的货币、银行和外贸,可以有维持治安的警察、法
院和监狱,但无须军队。而在小美国之外的公民必须持有社会主义公民证,拥护
社会主义制度,遵守社会主义法律,服从社会主义领导。否则就理应上缴公民证,
放弃社会主义福利,去小美国享受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用他
们的选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去争取他们的利益和权利。每个成年人都有选
择去哪里的自由。
如果小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真能超过其它地区,就可以将其经验扩大到更大的地
区。但从第三世界推行西式民主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干涉的话,小美
国只会成为互相撕杀的人间地域和资本家的屠宰场。由于资本主义强国发展初期
可以任意掠夺和奴役的低成本的原始积累状态不再存在,小美国只会和今天的大
美国一样在两党或无数党的内斗中消磨时光,而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
济奇迹。那里的民主自由不会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造成严重的两
极分化。这就教育了全中国人民西方国家的制度不会比中国的好,揭示了资本主
义国家发达的根本原因。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比,无论你多么正确和善意,你也
无法说服那部分迷信西方制度的人,改变那些人自私和愚昧的幻想。对许多人来
说,只有亲身经历才能说服他们。
这才是使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的中美联盟—中美国。
十四、历史的拐点
1、外推法的局限性
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有两种基本方法:外推法和原理法。所谓的外推法就将重演过
去的历史,把之前发生的事在时间或空间上向前推移。比如目前对飓风和龙卷风
未来途径的可靠预报基本上是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外推。简单的外推是一些动物都
具有的本能。例如蜻蜓捕捉飞蚊时必须根据飞蚊的飞行速度和方向来判断未来短
时间内会到达的位置,并把这个位置作为攻击的目标。人类则可以用联想、比较
和分析等表象思维对简单外推加以订正。比如往年的飓风在某些点上会突然改变
方向,因此当新的飓风出现在这些点上时就会预测有转变方向的可能。
原理法是只有高等动物的人类才具有的预测方法,因为这需要使用人类的抽象思
维功能,根据事件发生的机制和条件来判断何时何地发生的可能性。掌握了真实
原理后,原理法应能比外推法提供更精确的预报,并可纠正用联想、比较和分析
等表象思维对简单外推加以订正时可能出现的错误。例如,许多人,包括主流经
济学家,把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与以往的危机或大萧条相比。然而 2008 年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就从原理出发指出美国当时的利润危机不同于以往可以不治
而愈的过剩性危机。危机的进程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其预后也不相同。利润
危机只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或制造人为通胀来解决;而人为的通胀有导致滞涨的
风险。当美国通过企业裁员和增强劳动强度仍然无效后,联储局不得不大规模发
行美元纸币以期用人为的通胀和工人的相对贫困来提高企业利润。由于原材料和
石油也因美元贬值而涨价,限制了通胀对利润的提升作用并将美国经济引入了滞
涨阶段。于是,西方国家只好抛出石油储备以期降低能源价格摆脱利润危机。
美国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一个的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国家是发人深省
的。注重眼前利益的欧美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他们的经济学主要为了寻找最大
盈利的捷径。这样的经济学最关心的是怎样建立一种快速盈利的企业或金融模
型,用巨额投资来营造人为的盈利条件和局部环境,甚至可以是一个巨大的庞氏
骗局,因而对不受人为控制的客观经济学或背景经济学缺乏兴趣和研究。从哲学
的角度来说,设计人为的盈利模式,不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属于唯心主义
的研究方法。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而
研究客观经济学或背景经济学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西方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视使诺贝尔奖级的经济学家不理解局部环境安全的条件和对
背景经济可能的反馈,甚至幻想有看不见的手在暗中调整,可以在西方先进的社
会制度下把个人的自私和贪婪转化为社会总财富。由于背景的变化常常是缓慢的
和长期的,许多人相信用简单外推就足以预测未来的趋势。根据他们的外推,美
国确信自己今后几代人的超强地位,并以此制定了单边主义的国际政策,包括人
权高于主权、快速反应先发制人和同时进行几场战争的全球战略。在这种外推法
的误导下,美国稳操胜券地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外推法不仅没能准确判断美国未来的战略前景,及时预测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其顽
固性,也没能预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南美洲和非洲的殖
民经验推测政治制度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在它们的科技封锁下,也会被西
方安全地压榨和利用近百年,而不致形成对它们的威胁。然而中国经济和科技发
展的速度大大超出了它们的预期。大失所望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速发展百思不
得其解,因此只好把它当成是经济泡沫,并一次次地预告中国的经济泡沫即将爆
破,中国也将随之崩溃。根据同样的外推,西方国家还把中国的科技发展诬蔑成
是盗窃西方国家的结果,并捕风捉影地到处抓间谍。然而它们不去想一想,从来
不对自己实行保密或科技制裁的西方国家本身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发展速度?由
于外推法的误导使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力度,于是不得不临时抱佛
脚手忙脚乱地进行战略转移,惊惶失措地让各种高新武器重回亚洲,力图破坏中
国周围的和平环境,阻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向中国大量输出纸币制造非对称
贬值,用一切办法破坏中国的持续发展。
为什么外推法在最近二十年中连连出错?这是因为历史外推受以下一些主要因
素的影响: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整体发展的后发优势和理性科学的无记忆特征。
无庸赘述地球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是有限的。今天世界各国对有限的人力和自然资
源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是几百年前资本主义兴起时完全不可比拟的。正是这个
原因使今天的资本积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困难,而且会越来越困难。推行西
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重复几百年前自由资本主义靠掠夺和奴役进行廉
价的原始积累,从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历史。非洲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
展现代工业,不得不饮鸩止渴深陷于西方国家利滚利的高利贷中,最终耗尽国家
资源仍然改变不了贫困的面目。由于地球资源的限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家
史无法外推到今天的世界各国,使西方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获得成功。即便
是那些发达国家本身在原有的制度下,其发展速度也难免走向持续的衰退。这样
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凡是积累都不是可以快速赶上的。发达国家
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不只是积累了财富,而且积累了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这
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搬来的。因此落后国家的追赶不能是一个模仿的过程,
而必须是一个跳跃的过程或创新的过程。这些新的过程常常不是以往历史的简单
外推。换句话说,必须有勇气打破发达国家建立的发展程序和规范,找到一条新
的捷径,充分利用前面所说的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在世界上的主要殖民地差
不多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后,美国却在其它国家废奴之后长时期实行奴隶制,开
创了以奴隶制发展资本主义的先河,很快便赶上了欧洲发达国家。同样,为了打
破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对市场的垄断,十九世纪的美国、德国和北欧国家都不约
而同地利用盗版、仿造和伪造等手段削弱英国名牌产品的市场地位,最终把大英
帝国从世界工厂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使国家
经济和军事从大萧条的影响中迅速恢复过来,也不是因为模仿欧美国家成功的历
史或罗斯福新政,而是实行了号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今天,西
方国家极力向新兴国家推行它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用各种国际条约和规定束缚新
兴国家的手脚,正是为了把新兴国家限制在西方走过的老路上一步步爬行,防止
它们独辟蹊径赶超西方。
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不总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同的积累过
程。除非有赖于经验积累和黑箱作业的生物学实验、材料开发以及高度依赖于材
料的制造与加工工艺等,绝大多数理工科的研究和应用取决于基础理论而不是经
验,因此很少出现代沟现象。人们常说第几代产品,但很少说第几代理论就是这
个道理。这就是理性科学的无记忆特征。而产品开发的阶段性也不完全因为技术
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需求的改变。一向重视基础理论的中国能在科技理论和应用
中迅速赶上并超过欧美国家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却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本
人虽不是经济学家,由于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时就及
时指出危机的性质、解决的方法和演变的过程。在全世界气候学家对目前的气候
变化及其原因还在瞎蒙瞎猜时,我早就用复杂的数理方法推导出以往纬向对称的
气候将转变为极不对称的单波气候;而目前的所谓气候异常不过是新气候模式下
的正常状态。而我的民主系列文章可以使西方国家在几十年中耗资无数的绝大多
数论文和论著成为一堆废纸或谎言。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在最新需求的引导
下,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代际年龄。在材料和加
工工艺允许的情况下,还可能越代生产最新产品。
有人不同意理性科学的无记忆特征,并举例说西方的社会学或人文学总是要求学
生通读几十甚至几百部经典文献,因为这些学科发展到当代的形式是一个积累的
过程。遗憾的是西方的人文学只是概念和资料的有机构成,而不是真正的理性科
学。在常用英语里,科学(Sciences)通常只是指自然科学。例如西方国家的许多
科学图书馆不包括人类学和人文学的书籍资料。而中国人是把社会学理解成社会
科学的。理性科学研究的是事实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在理性科学中,一个概念
没有确切的内涵或定义,或者它的内涵在不断改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理性科学
的基本概念来自对特定范围和条件下的真实世界的确切表达。真实世界在这种特
定范围和条件下必须是固定的,至少它被研究的属性是不变的。然而在西方的人
文学中,概念的变化是经常的,甚至被看成是这种学科发展的自然过程。这是因
为西方世界实用主义的人文学或社会学研究的是观念之间在逻辑或联想上的联
系;而这个观念的确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定义而不是事实认证。例如,
西方社会学中的“民主”一词就没有普遍接受的固定涵义。它的内涵可以来自循
环定义、特点选述或主观约定,并因此经常变化并与事实相冲突。而西方的民主
学对事实中的矛盾并不感兴趣,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只热衷于这种理论的实际功
效,比如是否可以因此进入主流社会或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因此,西方社会学
中的很大部分严格地说来属于艺术一类,与西方经济学大同小异。只不过专注于
盈利模式的经济学描绘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图景而不是政治图景。在不同制
度的国家里,这样的学说,不像数理化那样,是一种多余的学说。它们是服务于
特定目的的公理体系,并不受事实的检验。没有它,国家也能发展(像前苏联)。
有了它,发展速度反而会减慢(如现在的俄国)。
2、美国的衰落
这里,我们不是企图讨论某种未来的可能性,而是说明一个已经发生并仍在继续
的历史事件。
前面说过美国政府公布的 GDP 是以消费而不是生产来计算的,并含有大量的重复
计算、债务和水分等垃圾。消费与生产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生产受能力和
市场的限制,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而消费,尤其是美国借贷型的消费,
则不受这一基本矛盾的限制,因此可以在理论上无限扩张。美国联邦政府的借债
上限已经提高了十多次。奥巴马政府再想提高时所受到的阻力只是来自在野党的
政治阻力。共和党一旦同意,又会有大量的贷款被转入 GDP 中。也就是说,美国
的 GDP 与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之间存在着“挪用”现象,它的升高可以是挪用造
成的。如 2010 年美国的 GDP 增长还不及联邦政府所增加的开支 ,而 2009 年在
消耗了差不多的刺激经费后仍是负增长。因此美国的 GDP 与其说是生产总值,不
如说是消费总值,包括对债务的消费。也因此不能用美国的 GDP 正确地解释过去
或判断未来。况且国家的发展不是取决于 GDP 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利润的大小。
更为可靠的数据可以是美国的经常帐项目,反映国际收支对美国资产的影响。
经常账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通常在美国经常帐中
占绝大部分比重。二是投资和劳务收入,在美国通常是正的。三是资金拥有的国
际转让,如援助资金,侨民汇款等非投资或租借性的最终拥有者转让。这一项通
常是负的。下面的图例显示的是英特网公布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 1959 年到
2005 年美国经常账赤字占 GDP 的比重。另一张图来自互联网上的论文“美国经
常账户失衡:表现、理论与政策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
战争后,美国的经常帐开始出现赤字(逆差)。1982 年后美国经常账赤字变成长
期存在的结构性赤字。下图显示这个赤字主要来自美国商品贸易的巨额逆差,而
服务贸易仅有微弱顺差。美国的经常帐赤字在 2006 年达到高峰,超过八千亿美
元,达到 GDP 的 6.5 %。随后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进口减少以及政府大量刺激
经费向经常账的转移,使经常账赤字自 2007 年后开始缩小。如今美国的经常账
赤字又重新恶化并超过万亿美元。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经常账赤字是一个很好解释的必然现象。二战胜
利后,西方阵营首先发起了对东方阵营的冷战和热战。冷战双方为了竞争制度的
优越性,不顾经济实力增加社会福利和科技冒险。苏联赶在 1957 年这个被聯合
國设定的國際地球觀測年,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旅行者一号
(史普尼克一号)。自信民主国家有更大科技创新能力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知道
后下令“要查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究竟出了什麽问题?”,并敦促美国成立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将竞赛领域从地球扩展到太空。1958 年美國的第一顆地球
人造衛星探索家一號發射昇空。从此美苏两国倾其国库的太空竞赛一发不可收
拾。1961 年,苏联东方 1 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开辟了载人航天太空旅
行的新时代。为了赶超苏联,美国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的演说中提出美国应该
在 1970 年以前把一名宇航员送到月球上并安全返回。紧接着,美国重新调整了
原来的阿波罗计划使之成了载人登月计划。在三名美国宇航员于 1976 年牺牲之
后,阿波罗 11 号终于于 1969 年 7 月 20 日载人登月成功(有人对此次恰到其时的
成功表示怀疑)。到 1972 年为止,共有 12 名美国宇航员登月成功。尽管阿波罗
计划一直排到阿波罗 20 号,终因囊中羞涩和越战中的高额军费消耗,阿波罗计
划只实施到 17 号就于 1972 年寿终正寝。
受到冷战和热战打击的不仅是美国的太空计划,而且是美国的制造业和黄金美
元。一方面,太空竞争和地面战争需要美国保持较高的税率,另一方面,制度竞
争却要美国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在这双重压力下,美国的制造业,尤其是科技
含量和边际利润低的产业,逐步失去了利润,并使产量减少,出口下降。1971
年,阿波罗计划被迫终止的前一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第一次国际贸易的赤字。
美国的产业和出口是维持美元稳定的主要支柱。贸易赤字意味着国外的美元将买
不到足够的美国产品,从而出现美元的流通过剩。美国担心过剩的美元流通最终
会因为贬值的潜在危险流向美国有限的黄金储备,于是不得不于 1971 年 8 月宣
布退出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出所料,接下来就是美元的疯狂
贬值。美元的大幅贬值暂时缓和了贸易赤字,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美国的贸易顺差从 1975 年又开始下降,次年便再现赤字。美国通过
美元贬值转嫁危机的另一个收获是由于汇率下降和外币增值,使美国以美元计价
的国外投资的盈利增加,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这就是美国经常帐于
1980 和 1981 这两年中保持微弱余额的原因。而这两年美国的外贸仍然是逆差,
说明美国的制造业仍然不景气。
为了摆脱制造业的亏损,美国利润低的制造业不得不转移到原材料和劳动力廉价
的第三世界。这就是美国的经济全球化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原因。美国全球
化的如意算盘是把低技术低利润的产业外移后,集中资源在本土发展高利润的高
科技产业并出口到国外,以此抵消进口赤字增加国家收入。雄心勃勃的里根上台
之初,为了挽回美元的国际名声于 1982 年让美元经历了一次大幅度升值。其结
果使美国对外投资的利润随之回落,而对外贸易的赤字也越来越大。第一幕舞台
戏的失败落幕使里根总统认识到弱不禁风的美国经济根本经不起折腾。于是从
1985 年后起手忙脚乱地改弦易辙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使美元严重贬值。与此同时
里根政府迫使日元升值以防美元的过度贬值有损美元的国际地位。紧接着就是向
国外倾销美国货。为了鼓励美国企业的对外倾销,里根政府推行了二战以来最大
幅度的降税和减少福利,把企业和个人税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使国家的税收
成为变相的补贴,并把对穷人的补贴变成对企业的补贴。其结果就是美国联邦政
府的赤字以二战后的最高速度上升,每年的升幅高达 20%,并首次突破两千亿大
关占 GDP 的 6%以上。政府的巨额赤字使美国朝野为之忧心忡忡,并促使国会专
门就削减财政赤字问题进行讨论。1985 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平衡预算与紧
急赤字控制法》(又称《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由于税收减少,1987 年
后美国又不得不削减军费、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等支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在里根总统治下的最后一年即 1987 年,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贸易逆差和经常账
赤字开始减小,而对外投资的利润也开始转落为升。这就是美国政客至今依然津
津乐道的里根业绩,于美国的经常帐上赫然在目。
如果说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的一泻千里是不得已而为之,给人们带来
的只是心跳和心疼,里根政府对美元的先抬后贬并因此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却
使经济学家的眼睛为之一亮。货币操纵和赤字补贴的神奇作用成就了所谓里根经
济学的美名,成为以后美国不断宽松货币操纵汇率扭转经济下滑的主要依据和手
段。然而这样的秘密是不能直说的。于是在美国经济学家的嘴里,里根经济学反
而成了减少政府干预的理论。当然,美国从来就宣称印钱是私人银行的勾当。那
么减税、减少福利和增加联邦赤字呢?那是把财富还给原主。在资本家操纵的媒
体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共和党用美元贬值和联邦赤字来补贴出口的政策
获得了成功使同党的老布什顺利地入主白宫,并承袭里根时代的高赤字和低汇率
政策坐享了几年的经济反弹。然而这业绩只是相当于美国用扩大政府赤字来填补
经常帐逆差,或者说是把经常帐赤字转变成联邦赤字。这种治表不治本的措施就
像赌博一样,赌的是和平时期美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必将把美国带出战
争造成的暂时的困境。但是,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出现。美国企业不能无限制地倾
销,而外国也不会无限制地进口。不需要的东西再便宜也是浪费。1991 年,还
在美国继续推行赤字政策时,美国的国际贸易和经常账又毫不客气地重返逆差。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第一次海湾战争胜利后声望如日中天的老布什就在当年的
连任竞选中败给了年轻的民主党人克林顿。
到 1992 年克林顿上任时,高企的联邦赤字和低下的税率使这位年青的总统在应
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时几无用武之地。唯一可用的手段就是印钞票。大量的纸币被
投资者和投机商带到亚洲新兴国家,抬高那里的房地产、股市和汇率,也刺激了
亚洲国家的建设和消费,并在 1994 和 1996 三年中扭转了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
不断增大的趋势。美国的经常账也在这几年中基本持平。凭着这一成就,克林顿
成功获得了连任。还没等到美国收获到足够的果实时,投机家们便开始争抢成果,
急于抛售这些国家的资产和货币造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
亚洲市场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和货币的大面积贬值又使美国的外贸和经常账在克
林顿的第二个任期里开始下滑,直到新千年美国在世界各国连哄带骗一刀切的计
算机改时换代才出现一个小小的短期反弹。聪明的克林顿与明星总统里根不同,
不满足于减税补贴和星球大战等激情的舞台魔术,而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济
问题,实现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初衷。他在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的同时,以三
寸不烂之舌说服美国银行以大量贷款打造了迪斯尼般美轮美奂的高科技泡沫笼
罩着他的理想王国。那时随便编个什么名堂都有可能申请到一大笔风险资金。银
行急于把钱贷出去,否则就会过期上交。然而以广告销售而不是生产创新为主的
科技大跃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利润危机。刚刚在计算机换代中赚得坛满
罐满的美国又加速堕入了赤字的深渊。
克林顿时代科技大跃进的失败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利润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开
始,那么三十年后科技大跃进的失败使黔驴技穷的美国挽救利润危机的最后希望
成为泡影。至今,美国除了市场需要的技术革新外,没能产生像中国的清洁能源
和高速铁路那样引领时代速度的新产业。逐渐丧失了自信的美国从小布什时代开
始进一步从新自由主义倒退到旧时代的保守主义:在经济上重拾高利贷政策和重
筑贸易壁垒,在政治上回到原始资本主义和靠上帝保佑的帝国主义。高利贷政策
的直接结果是 2008 年的房贷危机。而在第二任内布什以质量为借口对中国玩具
等产品加以限制的贸易壁垒,和迫使中国进口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措施暂时缓和了
美国的贸易和经常帐赤字。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越南战
争结束近三十年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名卷入了两场长期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
师出无名,完全是为了从刚刚实行欧元石油政策的伊拉克手中夺回美元石油的地
位。反对小布什的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后萧规曹随,变本加厉地构筑针对中国的
贸易壁垒,并以莫须有的刹车问题打击日本汽车在美国的销售。在拖延实施伊拉
克撤军计划的同时扩大阿富汗战争。2011 年还加入了利比亚战争。
四十年美国经常账的赤字史记录了美国在利润危机中衰落、挣扎和失败的历史, 也是美国或西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了东墙补西墙和牺牲长远拯救眼前的实用
主义经济学不断失败的历史。从增加联邦赤字、降低福利、减息减税、大量借钱、
拼命印钱、操纵汇率和转嫁危机,能玩的都玩到了极限,但仍然不能真正解决预
算平衡问题。以致连直接赖帐的念头都会冒出来。事实上自制造业衰退以来,将
经常账和联邦赤字转移成 GDP 中的一部分早就成了美国无可奈何的长期国策。这
在 2008 年危机发生后变得更加明显。最后,一群江郎才尽的马屁经济学家们只
好打肿脸充胖子,继续发扬光大里根经济学,把美国的高额赤字和债务打扮成美
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和英明决策;什么“功能财政论”和“充分就业预
算论”等实用主义垃圾理论纷纷出笼。隐藏在背后的真正用意是“债务风化
学”,让债务的实际价值在贬值中趋于无穷小这个人类智慧所能创造的最神秘的
极限。配合默契的美国银行家们也积极地用美元贬值来制造每年 GDP 增长的假
象。直到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突然爆发的前一天,许多人仍然相信这些骗人的
神话,在国际经济学大会上满面红光地宣读他们的伟大发明,期待着来自瑞典银
行的福音。除了本人,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真正
意识到美国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至少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这是何等的历史嘲
弄!
美国和西方国家衰落的历史雄辩地映证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特定
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水平不可能无
限提高。无论唯心主义者如何迷信主观愿望,他们最终无法跳出历史的这一宿命。
唯一有可能摆脱这个历史魔咒的方法就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用掠夺或变相掠夺的
方式获得财富。这就是今天远离劳动价值论的新经济学变得格外吃香的原因,并
因此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青睐。在这种新经济学中,不劳而获不再是可耻
的寄生者,而是社会精英的成就与身份的证明。美国一方面用借来的 GDP 炫耀世
界第一并掩盖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利用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不断巧取豪夺和转
嫁危机。这个新行当能够成功的必要前提就是用谎言美化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
行为,千方百计地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和掠夺能力,必要时不惜用各种借口使用
武力和发动战争。因为美国经常帐的赤字要靠国外的资本流入来平衡。而外国愿
意投资美国首先必须相信美国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困难,
而是美国经济运作最现代化的一种模式,甚至是美国保持成功的秘密。于是四十
年来,美国在衰落的道路上挣扎失败、再挣扎再失败的历史,就成了美国第一需
要掩盖的历史和第一国家机密。
十四、企业国家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目的引导的形而上学社会学
西方国家的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西方社会学中的概念往往没有确切的定义,
例如民主、自由等,比比皆是。这会使人联想起宗教信仰,而不是自然科学。然
而东方的宗教,如佛教和儒教,都只是有关自身信仰的思想体系。佛教甚至以出
世为由,拒绝以信仰干预现实世界的秩序。而儒教实际上是一门维持人类社会秩
序不可或缺的伦理学。这些宗教安分守己,只求诚意,不求真实。另一方面,由
于深受中世纪之前欧洲文明中形而上学 (以主观概念为研究对象的学说) 的影
响,在西方的一神教形成之后,伴生出“研究”和拓广这种宗教的神学,企图“证
明”宗教中的上帝和神迹等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以便使这种宗教从信仰上升到真
理的高度,成为一种照亮人间的普世价值。它追求的不啻自觉的信仰,而是对灵
魂和尘世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并借助和平或暴力的手段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宗
教。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据说美国某些地方还有 70%的人相信地球是上帝创造的。
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之类继承了中世纪神学等形而上学的传统,不是以事
实和实践为依据,而是像宗教那样以控制人的思想和灵魂为目的来构建某种政治
信仰。在科学实证已经非常普遍的今天,使这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得以生存和蒙
骗的唯一办法就是玩弄模糊概念,以便用选择性的个例或传说来论证一个普遍性
的结论。因此西方社会学中的主要概念基本上都没有准确的内涵和外延,更无法
用事实来逐一验证。当你打开西方国家几十本高谈“民主”“自由”的大作后会
愕然发现不同的作者的同一名词说得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是洋学问的“博大精
深”之处。常常听说西方某某社会学家著作等身。别以为这是吹牛。这些大牌家
中洗手间的手纸消耗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出书的速度。可见对他们来说写书比拉屎
还容易。这全是拜形而上学的社会学之福。否则,一个统计数据的样本收集和综
合分析就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在模糊概念无法被事实论证的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根据真实以外的背景条件,如
“权威性”、有用性和习惯性等确定自己的信仰。这就为金钱和权力操纵下的媒
体控制人们的思想创造了条件。西方国家正是用这种靠重金垄断的私人媒体和
“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戈倍尔定理对国民进行洗脑,从而把形而上学的社会
学变成新的神学,把西式民主变成新的上帝,再把新的上帝变成新的普世价值。
其目的还是为了控制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所以西方国家有 70%以上的人认为只有
认选或陪选才是民主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导师不能给学生提供事实和逻辑,民主
教的信徒们在辩论中常常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以重复老师的话来招架,或者干
脆谩骂别人藐视上帝,威胁叫“民主爸爸”来收拾“第五纵队”的异教徒们。
二、言论自由的废话
所谓言论自由就是新神学家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例子。就拿前面说过的维基百科
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来说:“言論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
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 这句话究竟道出了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信息
呢?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是一句废话或屁话。因为根据这句话,世界上找不
到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找不到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试问:世界上有
哪个国家的公民没有任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
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又有哪个国家的公民有任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
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如果举不出一个例子,
这句话又有什么真理价值?然而,正是这类没有实际意义或真理价值的话才能构
成新的神学,否则就是科学了。
那么有关言论自由的科学陈述应该是怎样的呢?试举一个例子:言論自由是按照
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發表除极端言论外的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极端
言论受公共法律、企业规则、舆论、伦理、习惯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限制。有人立
刻会反驳道:“这样说来,就没有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了。” 难道事实不是如此
吗?“可共产党国家没有言论自由。” 你见过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不能说话吗?
“是的!他们不能说一些政治上的话。” 西方国家的人民就可以随便说话吗?
“这。。。。,当然也不。但是。。。。有更多的自由。” 当然仅仅是在公共
场合。谢天谢地,总算遇到一个还能讲理的,而不是信得走火入魔,一口咬定“就
是没有”什么的。看来就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共产党国家的言论自由与西方国
家的区别也只在于“多少”,而不是“有无”。能不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就是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宗教只要求定性的描述,只有科学才注重量的不同。因
此宗教只把人和国家划分成两类:教徒和异教徒,民主和专制;而对异教徒和专
制国是格杀勿论的。
加入量的观念之后,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成了限制极端言论的问题。“没有言
论自由”这种无科学意义的说法就可换成“没有极端言论的自由”这个确切的
表述。当然,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反科学的,西方国家形而上学的社会学也因此是
反科学的。所以,西方社会学不会采用这种科学的叙述方式。这不是认识水平的
问题,而是以控制人类灵魂为目的的新神学必须排斥一切可证实或证伪的表达,
使人类的意志为实用主义的利益所驱使,服从于权力和金钱这些非逻辑的世俗权
威。
三、企业国家的困境
前面说过极端言论受公共法律、企业规则、舆论、伦理、习惯以及家庭等因素的
限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企业有形无形的规则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加广泛,
私有制国家的人民在总体上不可能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更多极端言论的自
由。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给许多人留下缺乏言论自由的映象。这个映象不是来自对
极端言论限制的总量,而是来自简单地比较最容易被媒体注意到的公法对极端言
论的限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涵盖更多的领域,受公法限制的极端言论也
必然多于私有制国家。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几个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法制观念弱的民众比法制观念强的更容易或更经常触犯法律。许多时候可
能是无意的。但无意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害后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大概不需
要特别的说明,否则无所谓强弱之分。中国进入法制国家的历史不如西方发达国
家长,民众的法制观念也比较弱。例如,美国的 18USC2383 同样限制反对国家现
有法律的造反活动。即便今天支持美国立法机构国会的民意已经跌到历史最低的
20%,但没有人敢联合国外组织策划体制外的反法活动。美国人民到华尔街附近
的露天公园里忍冻挨揍几个星期,说明他们没有比中国更多的垂直民主让人民在
体制内直接反映自己的诉求。就是在抗议和示威过程中,他们会自觉遵守和平示
威的规则。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怕只代表极少数人也敢联络国外反共组织进行
另立宪法(即政府)的社会活动。而乡镇的农民则经常用暴力来表示抗议。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皮包政府,而负有社会生产和盈利的任务。
皮包政府是可有可无的寄生政府。美国政府常常闹着要关门,不会对人民有多大
的影响。反对和破坏一个生产性盈利政府对人民造成的损害是与反对西方国家一
个皮包政府的结果不能相比的。这也是西方国家私人企业需要有比公法更严格的
言论限制的原因。同样的理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也应比西方国家的公法有更
多对极端言论的限制。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承担着私有制国家的公法
和私法的共同使命,不仅要保障社会稳定,而且要保护生产秩序。即便如此,社
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对极端言论的限制不会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法和私法的限
制总和。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虽然部分承担私有制国家私法的使命,却没有私人企
业的放逐条件把违法者逐出厂门便可高枕无忧。例如美国加州一名 25 岁的星巴
克职员克里斯韦尔只是在互联网上唱道:“不过是一杯咖啡,让我休息一下,我
只得到最低工资,我不该忍受这些。” 星巴克发现后就把他逐出大门了事。可
是社会主义企业国家又能把人炒到哪里呢?放逐国外还不够资格。为了防止他们
破坏,只能把有破坏力的人关起来。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本家的刑事犯在社
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反对国家(企业)的政治犯,社会主义国家被关押的政治犯就可
能多于西方国家,虽然被关押的总人数不一定高于西方国家。这样一种困境在这
里就叫作企业国家的困境。
四、君子成人之美纾己之困
企业国家的困境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不少麻烦,因为西方国家总是专挑社会主义
国家的某个方面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人权。虽然西方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
并可能关押着更大比例的人口,但它们以给人民选择的权力为理由心安理得地剥
夺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这种困境不仅在人民中间,而且会在政府和执政党内造
成思想混乱、路线分歧和组织分裂。如果这种困境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威胁的话,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尝试创造某种放逐条件,像私人企业那样以放逐代替关押。
并同样可以给人民以选择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
之下接受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古代一些国家通常把不够死刑的犯人放逐到生存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现在已很
少有这样的闲地。但可反其道而行之,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生活到他们朝思
暮想的自由世界。比如说在国内与平均经济相当的地区开辟一块极乐世界,实行
美国同等人均产值时的宪法和法律,使用自己的货币、警察和法院。让选民用选
票去争取自己的每一项权利。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缺乏社会主义道德和传统宗教
的规范时,在人均产值低下的社会里实行依赖于金钱的西式民主将会是一个怎样
的结果,至少比国外的民运好不到哪里。从而以事实来对比不同的制度,告诉人
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
有亲西方的人呼吁中国政府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试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就奇
怪了。不是说西方国家的制度更加先进和有益,怎么反而要在经济领先的地区试
行,而不是帮助落后地区更快赶上先进地区?这不正好说明倡议者本人对自己兜
售的洋货缺乏信心吗?在本来就先进的地区试行,即便成功又能说明什么呢?难
道要等到其它地区也达到先进水平后再推广?既然帮不了落后地区,还要这种洋
玩意干嘛呢?
这个极乐世界不可能成为日本、新加坡或台湾那样的地区,因为那是几十年前的
西方国家为了冷战的需要主动出让技术和科技市场而扶植起来的。今天的西方国
家已没有这样的实力,以致那些附庸国不得不跟着宗主国一起潮涨潮落。如果这
极乐世界真能靠自己的本事或外援发展起来超过中国的其它地区,倒也未必不是
一件好事。逐渐扩大极乐世界的范围不就大同了吗?总之成败皆有利。
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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