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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失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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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4 16:52: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力:失去的中国
来源: 零点的火车 于 2014-09-25 10:37:0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226 次 (30739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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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 年 7 月 10 日由马力

http://chinese-bloggers.com/mali/?p=32


眼下华博正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前三十年和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过去从个人的经历出发,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后来因为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没想到竟然改变了以往的许多观点。因此重贴此文说明摆脱个人经历后的认识,供各位批判。

今天似乎很少有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最佳选择。事实上,我在前面的博文里已经证明除去了通货膨胀的作用后,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比前三十年高。海内外有许多经济学家。至今没有看到有人质疑这些语惊四座或哗众取宠的结论。也许这些结论太过荒唐不值一驳。但我却不想把它们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或闲谈家,因为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因此不愿失去最后的希望。虽然这最后的希望早已失去,以致本文的标题只能记作“失去的中国”。

前面的博文说过中国从统计开始的1952年(总产值¥679亿)到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年1978年(¥3,645亿)的27年中,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6.68%。如果像后三十年那样物价上涨几十倍,前27年的增长速度会大于后三十年的16.2%(见“中国的改革红利小考”一文)。比如平均物价即使只上涨十倍,这27年的平均增长率便是16.7%。 即便物价上涨十倍的假定可以接受,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后三十年还是难以令人相信。理由是后三十年有大量外资企业参与的为全世界提供工业品的生产规模,怎么也不应该小于仅以国内消费为目标的计划经济的生产规模。这个问题点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在计划经济中国营企业生产每双鞋的全部产值都计算在GDP中。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鞋后出口到国外,这一进一出带来的贸易顺差只有该鞋零售价的百分之几。也就是说要生产几十双这样的鞋才能产生一双鞋的产值。虽然忙碌了许多倍,创造的产值却差不多。今天,中国的出口顺差只占总产值的2%,但无论是进口总额还是出口总额都很高。可见加工经济的规模虽然庞大,最后对GDP的贡献却只有几个百分点。

也许有人认为前三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是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以后会逐渐减少。这一说法看似有理,但没有事实根据。这27年里包括了大跃进和文革年代的几次衰退。这些人为的损失在毛泽东去世后并没有重现。从毛泽东去世的1975年(总产值¥2,997亿) 到1978年的四年里(包括了1976年的一次衰退),平均增长率是6.74%。这个数据不仅不比以前低,而且比以前高。认为改革是因为计划经济失败而继续不下去的观点完全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由于1978年中国的产值仍然很低,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证明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过程是很慢的。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受市场饱和的影响更小。因此作为初步分析,不妨假设1978年后的经济继续按当时6.74%的平均增长率发展,到35年后的2012年,总产值将是¥33,508.3亿。这产值不包括通货膨胀的影响。

由于利用物价红利进行投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如果35年后平均物价上涨了30倍,总产值变成¥1,005,249亿。再假定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51 (显著低于今天的汇率6.28:1),换算成美元的产值就是$154,654亿。这超过了2012年美国不到15万亿的总产值。上涨30倍后的物价与今天的物价有什么不同?今天虽然许多农产品没涨这么多,占普通人开支中大头的房租(或月供)从几毛钱涨到几百或几千元,医疗费从几毛钱挂号费涨到几千或几万元。工业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也上涨了不少。连茅台酒都从几块钱一瓶变成几百、上千元一瓶。所以一个学徒工的工资从那时的每月14元升到几百元也仅仅是维持不包括房租和医疗费用在内的基本生活。其实拿涨了30倍的物价与今天的物价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要物价不超过国际市场,涨多涨少只是说明物价红利消耗了多少。这在后面讨论价值GDP时还会提到。

也有人会争辩说只有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才能创造这么多产值,因为国际市场大于国内市场;而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以满足国内消费为主,国内的消费能力消化不了这么多产品,经济发展会在这之前迅速减速或停止。这也许正是当初实行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的中国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国际市场的原因。其实只要做一点简单的功课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别看总产值这么高,按13.5亿人口算得的人均产值只有$11,456/每人。这只是刚刚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50%的产值化为收入,人均收入也只是$5,728一年,相当于每月$477.32。如果把那时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低价住房扩大到农村,中国只能把更低的产值,比如说30%,直接分配给国民。这时每户可供自主消费的收入就更少,完全不存在消费不足产品过剩以致发展速度下降之虑。

还有人不信说今天中国的产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进一步发展就已经开始减缓。可见按原来的速度超过美国是不可能的。这里混淆了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的重要区别。在全球经济衰退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难免受到拖累发展减速。但市场饱和不等于消费到头。只有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出现消费不足时市场饱和的现象。这是因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阻碍了大多数人的消费;同时独立结算的私有企业无力用有限的利润对企业进行根本的技术改造。而公有制国家不仅不存在市场饱和前的消费不足,而且在计划合理时不存在大范围的市场饱和。况且在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量的产品是用于提供免费医疗、教育和公共设施,包括公园、体育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 和娱乐场等。这些主要的消费和投资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由分配和福利形式进行的。这些社会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和就业。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要求下很难达到饱和与过剩的程度。同样在科技竞争的世界潮流中,企业的技术和设施的改造也是后浪推前浪没有终结的时候。

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可能不会解除对中国的封锁。这时中国哪来资金、技术和进口资源用以发展经济呢?这倒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向它们打开市场大门。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市场而生存。因此经济封锁对市场经济国家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历史证明西方的封锁没能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走上了不可逆的衰退道路。美国的经常账赤字和国家债务从七十年代起便一路下滑,再也没有跨过零线。因此西方封锁因失败而放弃是迟早的和必然的。由于独立自主的国有经济不需要为世界提供廉价产品,中国远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能源等资源和半成品。因此只需少量的出口与外贸并引进少量的外资即刻提供足够的外汇。同时中国可以利用前三十年留下的物价红利进行投资,并使物价不断接近国际水平。在这种经济下,中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并耗损更少的国家资源和人口红利,却可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设施,并致力于高科技出口产品的研发。至于引进西方技术,西方国家在诱使中国解体公有制时开放了最初的十年,随即便关上了大门,只留下从不想兑现的空话。

更重要的是:用国家的投资潜力包括物价红利和人口红利为国内消费生产的产品,无论是赢是亏,都是中国自己的财富。也就是说GDP的大半是中国自己的。而在今天的世界工厂里,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创造的财富虽然记在中国的GDP中, 实际上却是属于外国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租用外企和外资看起来是一条现代化的捷径。但有一点:租来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别人所生的儿女也是别人的。另一方面,中国廉价出口的大量商品中包含了超出其市场价格的使用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使用价值可以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出口海外后换回的债券却不能用于人民的消费。这些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劳而不富的根本原因。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均GDP要高于其他国家一个相当大的百分比。这意味着资源有限的中国还将消耗更多的资源和破坏更多的环境才能达到小康水平。由于地球资源十分有限以及西方国家的战略围堵,在现有模式下的中国可能永远跳不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并再次推迟实现小康目标的预期。

以上所说的不只是理论推测,而是可以被事实证明的。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六十三年是1980年代。那时苏联已成为第二超级大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中等收入的私有制国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包括大多数中国人,对苏联人的生活存在极大的偏见和误解。西方经济学仅仅根据个人收入和开支来评估生活水平是极其无知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开支由两部分构成:个人开支和国家开支。当时苏联的国家开支占生活消费的大部分,包括住房、用水、医疗和教育等。而这些福利被西方国家有意忽略了。今天即便是美国想要为国民提供这些免费福利,美国的穷人就是把全部收入都作为税务上缴都不够。许多人受传媒的影响,把10%的美国富人的生活当成美国生活的代表和典型。事实上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也就是解决温饱而已。许多人还得靠食物券、救济和借债过日子。而实行了市场经济的中国想达到苏联那时的福利和消费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永远看不到尽头。另外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环保的经济。所以当苏联成为超级大国时,没有产生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过的严重污染,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毒雾和八十年代美国的污水河。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物价稳定并存有大量的物价红利,它们的GDP常常被严重低估。想用某种货币计量的GDP或人均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不总是有意义的。虽然按国际货币计算的人均产值和收入不高,但因为物价红利的存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像看起来那么低。为了更公正地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有必要引进价值GDP的概念,就是按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市场价格来估算GDP。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同的货币表达中是不变的,平均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可以确定地用价值GDP来估计和比较。简单地增发货币能改变GDP但不能改变价值GDP,因此即便提高薪资也不一定能提高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小康社会不能靠改变货币单位如通货膨胀和增加工资来实现。当然西方国家更愿意低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并从看似等价实则不等价的贸易中获利,因此西方经济学中不会有价值GDP这样的概念。

在前面的估算中将物价放大30倍,使之接近国际市场的价格以便与美国的GDP相比较。有了价值GDP的概念可以发现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单纯的涨价能增大GDP但不能增加价值GDP。如果以国际市场的即时价格作为价值GDP的参照系,只需根据给定的使用价值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换算成价值DGP就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这同时说明对比不同国家表面的GDP并不能证明经济的强弱和规模的大小。一个国家用以出口的产品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即便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价格是公正的,大量不用于外贸的商品和设施,包括文化艺术产品,其定价仍然有可能严重偏离价值GDP的参照价格。以此计算的GDP也会严重偏离价值GDP。

读懂这篇文章后,我们也许能够明白三十年来我们失去了什么。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摸石子购房的家庭破产了,而认真制定预算和执行预算的家庭却幸存了下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虽然雷人,无论用其指导共产主义大跃进还是改革开放大跃进都是危险的。更可怕的是当你盲人骑瞎马大胆过河时,精通市场经济的大颚们却早为你设好了庞氏乐园的路线图。那时中国将因半途而废至前功尽弃。如果1979年周恩来先生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会战战兢兢地进行类似的演算和论证,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找到一条更成功的发展道路。现在这一切只能作为一个失去的历史记在这里。

有人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真只有两千年前的《春秋》才可以评古论今吗?当年改革不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鲁迅《伤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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